网易

　　罗林森博士开始他的运动时，格雷西邀请他去The Line。访问不仅使顾客们惊慌失措，也没能让这位传教士信服。无论如何格雷西有工部局支持。工董会靠发许可证给租界内的妓院挣了一大笔钱。妓院关门意味着财政收入的巨大损失，可罗林森博士不愿让步。最后工董会同意收回许可证。南京路上的工部局每三个月举行一次奇怪的典礼。传教士，迷惑不解的中国妓院老板，还有几个外国夫人看着一个警察将写有不同许可证号码的小球放进一个鼓状的搅拌器（通常是给教堂摇奖用的）中看他转动把手，打开底部的开关，放出一个球，然后他用英语和中文大声喊出球上的号码。同样号码的妓院就得关门。那警察总是没能叫到格雷西的号码。一次从旧金山旅行归来，格雷西很快嫁给了一个英国人。人后来成了工董会的主席。就像她说的：“天晓得，他以前对我毫无用处。”

　　不是罗林森博士，而是俄国革命毁了格雷西。一个男人在The Line一夜的花费就可以养一个俄国情妇一个月。格雷西回到旧金山，发现情况好不了多少，于是再坐船去中国海岸。行到檀香山和日本之间时，她参加了一场聚会。回到房中，她在浴缸中放满了水，割腕自尽了。他们把她葬在海里。

　　像格雷西·盖尔这样的女士保证说，对一个年轻人而言，享乐是无极限的。在这城市中要紧的是他如何去做。你可以吸可卡因，可以和超凡洛特斯睡觉，也可以为了兽奸买个中国处女，但英国人会确保你得体地实行这些罪恶。英国人的这种场合意识席卷全城。乔治·斯图尔特回忆说上海没有香港的繁文缛节。他朋友赞同地认为生活在英国的保护下比生活在英国国旗下好。不过他还是拜访他人，留下名片，还穿着燕尾服出席安静的宴会。

　　英国人每时每刻都要求合适的着装。《华北日报》在某个潮湿的七月中期宣称“人合乎礼仪的时候是最好的”。报纸继而指出了人体某些部分的不堪入目，尤其是“喉结和膝盖内侧”，这些部位让英国人认为穿短裤打网球是不可能的。“没有人可以穿着短裤而完全忘却自己可笑的外表。这同样也会转而反作用于他的心态，意识到己戴着铜领扣很容易给他一种自卑感。”夜里尤其如此。几个月后一封署名“礼节”的信出现在《华北日报》上，它抨击图片展和宾馆舞厅中的一批年轻人对礼仪的粗野违背和缺乏教养”。在美琪大酒店的宴会上，“礼节”吃惊地看见一群身穿工作装跳舞的年轻人。随之而来的更糟。一对“快乐的小夫妻”突然出现在舞池中，那年轻男子穿着上海志愿队的短裤，卡其的长筒袜，网球衫和防日光外套。“礼节”白天已经受够了“湿漉漉脏兮兮”的衣服。周六晚上该是“焕然一新”的时候了。

　　一个美国人发现英国人对于正式着装的热情与建立志愿组织的热忱奇怪的结合在一起。在中国助手的帮助下，英国人1866年起建立并指挥着市消防队。他们数年前从英国进口的设备就像博物馆中的物品。对于某幢着火的大楼的不受欢迎的主人来说，这些设备出动缓慢--但上海消防队成了市乃至很多年来全中国仅有的消防部队。一天晚上，外滩附近的公共租界中拉响了火警。那个美国人吃惊地看见消防队员穿着一身晚礼服在灭火。他们的黑色燕尾服在微风中飘动，白色的衬衫前部和领带都抹上了煤烟。中方助手们穿着消防队服，戴着黄铜头盔。当他问起为何英国人穿着燕尾服扑火时，他被告知他们在警报拉响时正在上总会的宴会上，没时间换衣服。这种事经常发生，市政府只好给他们所有的洗熨和修补费用报销。

　　俱乐部、狂热的聚会、干净的燕尾服有一切让人生活堕落的附属品都是由中国佣人实现的。他们廉价、聪明、性情温和，提供了一整套服务和一种生活方式。“我肯定，很多人想起上海时记得最多就是这种生活方式。”伊妮德·桑德斯·坎德琳解释说。他们也是“我们的朋友”。当然大部分英国人几乎不交其他中国朋友。佣人成了他们与自己所生活的国家的唯一联系。最好的情况下，这会产生一种珍贵的关系，如果它必然有缺陷的话。

　　许多外国人雇用的佣人超出他们需要。国人有句俗话，“万勿砸了人家的饭碗”，即不要夺人谋生的机会。艾琳·库恩记得一块手绢落地后的习惯性行为。她按铃叫总管来，虽然那是个老头，可他仍被叫做“拿摩温仆欧”①［①原文为Number One Boy，boy在英文里也有“男孩”的意思。］。他来了，听了她的要求，又叫来了苦力。苦力来了，总管指挥他拾起手帕。总管不肯自己去捡。这样做会让他丢“面子”，也会抢了苦力的活儿。

　　希拉里·瓦德洛和罗斯玛丽·戴尔在上海长大。她们记得中国佣人对外国孩子的影响。希拉里承认回到英国前她从不自己穿衣服。一次，很冷的一天，她卧病在床时，按铃叫来阿妈，说，“我想尿尿。请坐到马桶上去，帮我把它坐热。”

　　罗斯玛丽·戴尔讲，中国佣人几乎从不休假，因为他们怕丢了工作。有时他们谎称一个亲戚死了，请求去参加葬礼，因为承认想要休息一天会让他们感到内疚。罗斯玛丽·戴尔的父母享受着上海社交生活的乐趣，而她大部分时间都和阿妈在一起。阿妈“有趣极了，而且从不抱怨什么”。罗斯玛丽·戴尔的阿妈裹着小脚，只能踉跄地跟着正躲避赶的她。她把阿妈穿的鞋子拿给我看。那鞋子只有四英寸长，宽宽的鞋拱窄窄的脚趾，更像猪蹄套子而不像鞋子。放在我手上，它是荒唐和淫欲的奇迹。鞋子侧面绣着一个含笑裸露的女人，这几乎让我忘却了罗斯玛丽·戴尔的阿妈小时候把脚伸进这东西里时所受到的极端痛苦，它甚至很难容纳下我的两根手指。　

　　希拉里·瓦德洛的阿妈让她看到了通常不为外国人所见的上海的一个侧面。希拉里的母亲坚决要求她每天和阿妈散步。因为两人都不喜欢这活动，所以阿妈就把小女孩带到她的亲戚那里。他们住在一间低矮的小房间里，就在徐家汇路旁一个集市上头。希拉里回忆说房臭得像下水沟。奶奶在一角给外国市场绣拖鞋，另一头的几个男人正打着麻将。房间央一只烧木炭的炉子使那地方充满了烟雾。希拉里从一大堆东西中拿起一双白色丝制拖鞋套在上，快活得跑来跑去。所有人都停下手头的活儿看着她。另一次，希拉里的阿妈带她去见远方亲戚，那家人生活在徐家汇河上一只舢板里。舢板不足六英尺宽，盖着藤条顶棚。希拉里到的时候，那一家人正坐下来，围着桌子中央的一大锅饭准备吃饭。他们给希拉里腾出地方，给她的碗里盛满了“奇特的食物”，用油和姜烹调过鳝鱼，奇怪的炒菜和汤团，还有油炸糕饼。坐在他们中间，穿着灰色的带有巨大的毛皮钮扣的兔皮外套，她琢磨着他们是如何看待她的。

　　越野赛马、俱乐部生活还有忠实有趣的佣人代表了有限却准确的对幸福的回忆。我本期待听到一些关于上海的腐败和残酷事情，但没能如愿。多年来复述着同样的趣闻已经剔去了所有无关的事物。润饰的结果更像虚构的故事而非事实。虚构没有什么不对。这是一种如意算盘似的思索。人们想要什么至关重要，即使他们没有得到。英国人的需求很简单。他们沉湎美好的生活，记住最好的事物并享受着把这些告诉我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