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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时的兵部尚书张说，把蒲津桥年年破败的情况，向唐玄宗李隆基上疏：“黄河上有三座桥，蒲津桥是其中的一座。每年冬天的时候，河上冰还没冻透，春天就化了，冰凌与河水流得一塌糊涂，经常把浮桥的绳索磨断，造绳索桥墩用的竹子木头要常常更换，修这些需要很多钱，当地的小官们拿不出，苦着那！”玄宗听了，当即表态：“是啊，我怎么没想到呢，去，给他们些钱，修去吧！”
这段对话，有个细节很有意思：修桥提议出自兵部而不是工部，张说却只字未提桥的军事作用，玄宗也只字未问，爽快应允。
简单一句“给他们些钱”，由此造出的作为地锚的铁牛、牵牛的铁人、固定船只的铁柱以及铁山、绞盘等物，耗用的生铁居然占据了全国年产铁量的80％。玄宗看似随口一说，其实深知蒲津作为秦晋要冲的重要性。盛唐气象，不仅体现在耗资巨大、气势雄浑的铁牛上，更体现于李氏轻描淡写的决策中。
开元十二年，桥改建后，在桥东岸东北150米处，特建一“铁牛村”，住杨、李两姓，共300多口人，不种田、不纳粮，专职护桥看铁牛，到明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河涨村没。
唐时的黄河在这一段是两流。据考，蒲津桥分两座，桥把蒲州、中单、朝邑连接起来，因而有一桥锁三城之说。一百多年后，唐开成年间，一个叫圆仁的日本和尚，来中国转了一圈，在他《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中记述了蒲津桥的样貌，与桥初成之时的史载大致相同。可知在这段时间，黄河处于安流期。
此桥沿用五百余年。
宋、金两代，统治者对这座桥的维修与保养均十分重视，金甚至设立了专门的管河桥的官员进行维护。桥便无事，直至金末，又一场战火。
金元光元年(公元1222年)，木华黎率蒙古军围攻河中府（即蒲州），金朝河中府判官侯小叔率众坚守。蒙将石天应久攻不下，却乘侯小叔出城和金朝枢密院都监完颜讹论议事之机，出兵攻占了河中府。侯小叔归来，纵火烧绝蒲津桥，并于第二年集金兵反攻，杀死石天应，收复河中府。
桥消失了，城的历史还要继续演进。后来，侯小叔死了，河中府陷落。再后来，蒙古太师木华黎死了，成吉思汗死了，他们的死亡却终是阻挡不住蒙古汗国消灭金朝，一统天下。
金人一炬，断了的，是一座桥，也是一座城的命脉。
这座桥的毁灭，似乎为9年后蒲州城缩小城围、断臂自守做了铺垫。老城自此元气大伤。
历史走到这里，像黄河一样转了一个弯。蒙古国版图宏大，蒲州城仅居其腹地。也许桥已经不重要了，何况已经毁弃。城的身影便渐渐淡去了。
若干年后的明初，大将徐达率十万大军取陕西，最后一次草草修复了蒲津桥。再之后，这座在《春秋》《左传》《史记》《资治通鉴》中频频闪现身影的蒲津桥，在典籍里再难觅踪迹。1886年，舟桥俱毁。后来泥沙淤积，铁牛、铁人、铁柱、铁山渐渐消失在黄河滩上。
历史上的蒲津桥曾多次毁于战火，却屡毁屡建，越修越庞大，直至那场大火。
回顾蒲津桥的建桥史，从蒲津桥的诞生，到唐朝把浮桥建成铁索桥，期间所有朝代都把京城建在长安附近。有人推测，作为通往长安的交通咽喉，蒲津桥的兴衰很可能和长安城的命运息息相关。位于长安城上的西安市，虽然是中国七大古都之首，但是唐朝之后，再没有成为中国的首都。长安城沉寂湮灭了，蒲津桥也随之毁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