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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道而来的民族

　　吐谷浑的来历并不复杂，中国历代史籍的记载大致相同。

　　吐谷浑原是一个人名，是辽东鲜卑慕容部首领涉归的庶长子。《晋书》卷九七《吐谷浑传》记载：

　　“吐谷浑，慕容廆之庶长兄也，其父涉归分部落一千七百家以隶之。”

　　慕容廆（gui）是涉归的嫡次子。晋太康四年（公元283年），涉归死后，部众拥立慕容廆为可汗。吐谷浑的传奇历史也就此开始，而这个开始仅仅因为一场在游牧部落中十分常见的马斗——吐谷浑和慕容廆两部的马在一处草场上嘶咬起来，这引起慕容廆的恼怒。按照《晋书·吐谷浑传》记载，慕容廆认为这场马斗是吐谷浑蓄意为之，他派人指责吐谷浑说：“父汗在时早已分给你牛羊，你为何不走得远远的呢？那样马还会打起来吗？”吐谷浑答说：“马是牲畜，好斗是其天性，为何要迁怒于人呢？既然你要我走，我便去一个万里之外的地方吧。”

　　万里之外是何处？相信吐谷浑当时并没有明确的概念，而是一气之下随口说出的。但他的1700户部众和众多的牛羊此时已经不可避免地要走上西迁之路。这条路线，后来的史学家们认为是由老哈河至阴山，再经陇山至甘肃，最后到达青海。

　　事实上，就在吐谷浑部动身不久，慕容廆已经开始后悔，他派几位德高望重的长老前去追赶吐谷浑，并力劝其留下。吐谷浑没有明确表态是走还是留，而表示要顺从天意：“请君试驱马令东，马若还东，我当随去。”（《北史》卷九六《吐谷浑传》）但是天意此时似乎站在吐谷浑这边，马群被向东驱赶了十几次，又全都嘶鸣着掉头返回。长老们见状，开道让路，任吐谷浑向西而去。

　　《北史》的这段记载，毫无疑问有神异传说的因素在，但这段插曲却从侧面反映出吐谷浑对当时形势的认识十分透彻。周伟洲先生在《吐谷浑史》一书中说，“当时居于辽东、辽西的鲜卑各部之间，随着游牧经济的发展，相互争夺人口、牲畜和牧场的斗争是十分激烈的。当时慕容部还比较弱小，占有的牲畜、牧场十分有限。而吐谷浑与慕容廆二部之间的马斗，正反映了因牧场狭小而引起的深刻矛盾，这是促使吐谷浑最后远徙的根本原因。” 慕容廆之所以后悔，除了念及手足之情外，更多的是担心吐谷浑一走，会削弱慕容鲜卑的整体实力。但吐谷浑早已认识到了问题的本质，而且他又不甘心久居人下，所以他非走不可。从《北史·吐谷浑传》中所载吐谷浑对其部众发表的慷慨激昂的讲话也可看出，这次西迁，正是他实现雄心壮志的开始。

　　吐谷浑西迁的第一站是阴山，即今内蒙古河套北的阴山山脉，时在晋太康四年至十年间。这里原是匈奴故地，水草丰美，在吐谷浑迁此之前，从东北呼伦池迁来的拓拔鲜卑早已在这里游牧多年。与拓拔鲜卑相比，吐谷浑的1700户是一个较小的部落集团，处于相对的劣势。

　　吐谷浑和他的部落在阴山一带游牧了20多年后，中原地区开始了长达16年的“八王之乱”。这场内乱使无数百姓流离失所，掀起了少数民族与汉人的移民高潮。此时，吐谷浑已经70多岁了，但他毅然决定再度迁徙，为自己的部落寻找一个新的、更美好的家园。这一次，他选择向南，南下陇山，西渡洮水，最后到达枹罕（今甘肃临夏），时在永嘉之末（公元313年）。但此时的枹罕是前凉的管辖区域，随之又先后被前秦和西秦占据，战乱不休，吐谷浑的部落显然无法在这里安心放牧，于是很快又向南和向西扩展。

　　晋元帝建武元年（公元317年），也就是由阴山迁徙后约4年，吐谷浑走完了他雄心勃勃但又艰辛备至的人生之旅。他终于停下自己坐骑的脚步，不必忙于迁徙了。《晋书·吐谷浑传》记载：“吐谷浑年七十二卒，有子六十人，长曰吐延，嗣。”正是这个吐延继承了吐谷浑的汗位，并在此后的十多年里，不断开疆拓土，把势力范围扩大到现在的四川西北、青海和甘肃南部。

　　吐延在位13年，勇猛异常，《晋书·吐谷浑传》称其“身长七尺八寸，雄姿魁杰，羌虏惮之，号曰项羽。”公元329年，由于对当地羌族的残酷征服最终引起了羌人的反抗，吐延被昴城羌酋姜聪刺杀，年仅35岁。这一年，吐延的长子叶延继承了汗位，这个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可汗，按照中原王朝的习惯，“以王祖字为氏”“亦为国号”，改姓吐谷浑，正式建立了吐谷浑国，并把活动中心由甘肃转移到了青海。

　　从此，青海辽阔的大地容纳了远道而来的东部民族吐谷浑，他们在高山草原之间纵马奔驰，为青海历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激情篇章。

　　丝路上的富贵之国

　　吐谷浑从正式建国到最终覆亡，共存在了350年之久。在最初的100年间，经过树洛干、阿豺等几代的国君努力开拓和苦心经营，吐谷浑逐步成为西部地区的一个小强国。为了求得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在四周强邻环伺的情况下，吐谷浑整体上采取了与其他国家和平交往的策略，不断接受各个强国的各种封赐，同时长期向它们朝贡。可以说，吐谷浑是一个在夹缝中努力做到左右逢源的国家。

　　吐谷浑在中国历史上最为光彩的一页是他们在经济活动和东西方文化交流上所起的作用，也因为这一点，许新国先生认为，传统史学对丝绸之路的认识不够全面，因为他们忽略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巨大作用。

　　开辟于先秦时期的丝绸之路青海道曾经一度冷清，到了吐谷浑时期，开始被重新利用起来，成为当时交通和贸易的重要通道。由于青海道横贯吐谷浑国境，所以也被后人称之为“吐谷浑道”。当时的吐谷浑道可谓四通八达：向东可达北朝的北魏以及后来的北周；向南可以沿黄河南岸到达洮河上游地区，并经由此地到达建康（今南京）；向西可达西域；向北可以穿过河西走廊，到达柔然、东魏和北齐。

　　吐谷浑人在这条路上首先充当了外国使节和商人的翻译和向导。中亚和西亚的一些国家的使臣来南朝时，都是由吐谷浑人带领，经过吐谷浑道到达中国的。除去穿梭来往的使节，在这条路上络绎不绝的还有东西方各国的商人，以及去西天取经的和尚和东来传法的印度僧侣。

　　东西南北各色人等的往来交通，使自汉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得以延续，同时也对吐谷浑自身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例如，吐谷浑人原本并不信奉佛教，但在慕利延统治后期，佛教开始在吐谷浑流行，原因便是佛教经由吐谷浑道从西域和南朝传入。我们在都兰鲁丝沟见到的佛像岩刻，许新国先生便认为它们是吐谷浑时代的作品，这也说明了吐谷浑道对吐谷浑的文化和宗教的深刻影响。

　　当然，吐谷浑人在这条路上从事的最主要的活动是和外国商人进行中转贸易，并由此介入国际贸易；同时，他们还与南朝和北朝从事“以献为名，通贸市买”的商业活动。在这种大规模的国际贸易中，吐谷浑靠着“中介”的地位，赚取了丰厚的利润，许多富商大贾腰缠万贯，“泼天富贵”，以至于国家的财政支出由这些人承担。西魏废帝二年（公元553年），吐谷浑可汗夸吕派使团到北齐去朝贡，西魏凉州刺史史宁探知使团返回的消息后，率兵袭击，俘获跟随使团的商人240多人，夺得骆驼、骡子共计600多头，各种丝绸彩绢上万匹，其贸易规模之大即便在今天看来，也令人惊讶不已。

　　1983年以后，许新国在都兰县的吐蕃墓葬中陆续发掘出大量的丝织物，品种有锦、绫、罗、缂丝等，几乎包括了目前已知的唐代所有的丝织品种，以及中亚粟特人的“波斯锦”，其数量之多、品种之全、图案之美、技艺之精、时间跨度之大，都实属罕见。这些丝织品以及其他大量的出土文物，为青海丝绸之路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充分证明了这条路线的重要性。

　　在青海省文物考古所，我们见到了这些丝织物中的一部分。漫长的时间虽然使它们显得有些残破，但那些精美的花纹和精湛的技术仍然向观者提示着一个繁盛一时的时代。这些来自遥远年代的丝织品似乎让我们听到了吐谷浑人的语言和呼吸。

　　丝织品实际上都是蛋白质，因此不易保存。从墓中发掘出来之后，许多织品都逐渐褪色了，从悦目的金黄变为暗黄。负责文物保管的崔兆年女士说，看着觉得心疼，因为每一片都是国宝，都可以用“价值连城”来形容。

　　但令我们惊讶的是，在青海省会西宁的黑市上，贩卖吐蕃大墓文物的活动十分猖獗，摄影师郑云峰先生在和一些小贩的偶然交谈中，就发现他们手中有多件吐蕃时期的丝织品。后经崔女士暗地辨认，其中一些确系真品。许新国推测，市场上偷卖的某些都兰吐蕃大墓文物可能比正式发掘出的还要珍贵许多。而在十几年前，许多珍贵的丝织品就已经流失到海外了。

　　遥远时代的吐谷浑人肯定无法想像，他们苦心经营和伪装的墓葬居然如此轻而易举地遭到疯狂盗掘。在都兰血渭草原上，周安指着一个个盗洞无奈地说：“没办法，我们人太少，顾不过来。盗墓贼的工具比考古队的还先进，而且他们有枪。”

　　至于为什么不再继续发掘，许新国所长和崔兆年女士的说法十分一致：缺乏资金。没有钱，就无法挖掘，保护的力度自然也不大。周安告诉我们，为了加大保护力度，他们雇用了一个藏民格力多杰，负责夜间守卫吐蕃墓葬，“工资是每月100元”。

　　“‘丝绸之路’上最后一块处女地，正在遭受巨大灾难。”许新国强调说，“这是文化上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