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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背上的生存图景

　　都兰是吐谷浑亡国后最主要的活动区域，而在他们最强盛的时期，其疆域东起今甘肃南部、四川西北，南抵今青海南部，西及新疆的若羌、且末，北隔祁连山与河西走廊相接。这是一片极其庞大的地盘，即便在今天，驾驶越野车在十分发达的公路上高速奔驰，走马观花浏览其中的一些主要地点，也需要花费好几天的时间。

　　在这片辽阔的大地上，吐谷浑人不仅在经济领域长袖善舞，而且也形成了自己民族独特的生活景观。

　　作为一个游牧民族，马对吐谷浑的意义，就像草原对于马的意义一样，是一种根基性的存在。《魏书·吐谷浑传》载：“其（指吐谷浑）刑罚：杀人及盗马者死……”将盗马与杀人等同而视，而且处以死罪，可见吐谷浑对马匹的重视。如此严苛的刑律在中国古代游牧民族中并不多见。

　　在这种情况下，吐谷浑“多善马”“出良马”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其中最著名的“善马”，被当时人称为“龙种”和“青海骢”，这些马都产自青海湖一带。《北史·吐谷浑传》记载，吐谷浑人把当地的优良种马与波斯母马进行杂交，所生的就是“青海骢”，据说这种马可日行千里。而“龙种”的产生则带有神话的色彩：每到冬季，青海湖结冰之后，吐谷浑人就把良种母马送到海心山上，到来年春天，马有孕，所产的马驹即为“龙种”。

　　在青海，我们一直试图找到与“青海骢”有关的出土文物或者画像之类，但始终未能如愿。后来在周伟洲先生所著《吐谷浑史》一书中，看到了相关论述。周先生认为，“青海骢”与1969年在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出土的艺术珍品——“马踏飞燕”中的铜奔马体型相似，具有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这种马外貌俊美、品质优良、挽乘结合、力速兼备，最大的特点是善走对侧步的步法。“青海骢”也因此成为吐谷浑向内地政权进贡的珍贵礼品。

　　“青海骢”之外，吐谷浑还盛产“舞马”，史籍中就多次提到吐谷浑向南朝、西魏进贡“舞马”之事。能把马训练得在音乐声中翩翩起舞，这不仅是一种类似今天“马戏”的技艺，也说明吐谷浑人在养马驯马方面已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

　　一个终日与马厮守在一起的民族，他们的精神生活必然与马紧紧联系在一起。鲁丝沟岩刻上马的形象，就说明了吐谷浑人已经把马当作了神灵。在鲜卑民族中，马是瑞兽和神兽的象征，其墓葬中也常常用马殉葬，马所具有的神性无可置疑。

　　这个骑在马背上千里迢迢迁徙而来的民族，在到达青海的初期，过的是一种纯粹的游牧生活。在他们的领地上，即便有原来羌、汉等民族遗留下来的城郭和居室，他们也不愿意去居住，似乎他们与生俱来只适合逐水草而居。但到后来，情况慢慢发生了变化，吐谷浑人开始有了自己的城郭和居室。见于史籍记载的城镇就有西强城、浇河城、曼头城、洪和城、伏俟城、吐谷浑城、树敦城、贺真城等。当然，这些城镇里居住的大都是吐谷浑的王公贵族，广大的人民仍然住在穹庐和帐篷里，过着千百年来一以贯之的游牧生活。

　　如今，吐谷浑人建筑的这些城镇大多城湮人散，只在史书中还留有淡淡的一笔。但也有一些仍残留着些许痕迹，供怀古者凭吊，比如吐谷浑国后期的政治中心伏俟城。此城自吐谷浑夸吕可汗之后，一直是吐谷浑国的首都，其遗址早在1949年前就已被发现，位置在今青海共和县境内铁卜卡古城，东距青海湖7公里。此城虽为首都，是当时控制青海至西域的重要交通枢纽，但由于城里居住的只是王公贵族，所以其规模远不能与内地城镇相比。

　　2006年8月，我们驾车行驶在当年吐谷浑的广阔领土之上，企图搜寻到吐谷浑人生活的蛛丝马迹。但我们能看到的除了被盗掘得一片狼藉的墓葬和一些出土的丝织品和器物之外，就只有刻在岩石上的岩画了。尽管这些岩画大多已风化得漫漶不清，但它们毕竟还可以看到，可以触摸。相比之下，广阔的草原却几乎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只有不尽的长风吹息。也许，草原是把在它怀抱中生活过的吐谷浑人记在心里了——他们的纵横捭阖、生息繁衍，他们的委曲求全、挣扎和奋斗，还有他们的强盛、衰落以至最后的灭亡。

　　王朝的覆灭

　　吐谷浑最终的覆亡和它与强大的中原政权作对有关。

　　事实上，在盛唐之前，吐谷浑与周边国家以及中原政权的关系，就是一种并不可靠的微妙平衡。一方面，吐谷浑接受各个强邻对它的封赐，并不断向它们朝贡；另一方面，吐谷浑又不断地骚扰一些国家的边境，掠夺人民和牛羊。比如隋开皇元年（公元581年），吐谷浑趁隋朝刚建国、立足未稳之时，不断骚扰隋西北边境；被隋军击败之后，吐谷浑并没有就此收手，次年又来骚扰，随即又被击败；但是第三年，吐谷浑卷土又来，在短短几个月内，先后骚扰了临洮、凉州、岷州——屡败屡扰，的确令人费解。

　　到了隋炀帝大业五年（公元609年），被骚扰得不耐烦的隋朝开始了以征服吐谷浑为目的的“西巡”。隋军大败吐谷浑，并将今青海大部分地区划归到隋朝的版图。到了隋朝末年，虽然吐谷浑可汗伏允又尽复失地，吐谷浑国复兴，但它的强盛时期已经就此成为历史，开始迈向它的暮年。

　　随后，历史行进到了唐朝。从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到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吐谷浑与唐朝的关系又进入了另一轮表面平衡的循环之中：一方面是吐谷浑不断向唐朝遣使，双方交往密切，并设立了互市；另一方面，吐谷浑旧病不改，乘唐朝忙于巩固政权之机，频繁地寇扰唐朝西部边境，阻碍唐朝从河西入西域的交通。吐谷浑为寇唐朝边境，史书中记载的有24次之多，岷、鄯、洮、叠、芳、旭、扶、兰、凉、松、河等11个州深受其害。

　　贞观八年，李世民治下的唐朝除西域和青海等地外，已经基本完成了统一大业，国内局势稳定，生产迅速发展，“贞观之治”的盛世已然来临。面对吐谷浑的不断寇扰，已经腾出手来的李世民觉得不能再坐视不理了，他决定开始对吐谷浑进行大规模的讨伐。当然，大唐帝国此时急于拔掉吐谷浑这颗眼中钉，也是为了扫除中西陆路交通的障碍，积极经营西域。

　　但吐谷浑并不知道大难即将临头，这年11月，他们又到凉州劫掠了一番，并拘走唐行人鸿胪丞（官职，负责传旨、册封等事）赵德楷、安侯等人，这一事件成为唐朝对吐谷浑发动战争的导火索。事实上，李世民并非没有给吐谷浑机会，事件发生后，他先后派人与吐谷浑可汗伏允交涉10次，还亲自对吐谷浑使者晓以祸福，但年老昏聩的伏允始终不放人。这一极其不明智的作法激怒了李世民。11月，唐太宗发布《讨吐谷浑诏》，历数吐谷浑历年罪行；12月，以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10万唐军兵分三路直指青海。

　　唐军在行军过程中虽然十分艰苦，但战局的发展与唐太宗战前的设想并无分别。唐军一路穷追不舍，以不到半年的时间，取得了这场战争的全面胜利。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唐太宗下诏让吐谷浑复国，并封慕容顺为西平郡王。但慕容顺不为国人拥戴，不久便在内乱中丧命，他的儿子燕王诺曷钵继位。此后，吐谷浑正式成为唐朝的属国。

　　诺曷钵是吐谷浑第15代王，吐谷浑亡国的命运就落在他的头上，对手是后起于西藏地区的强大政权——吐蕃。然而诺曷钵也并非一生暗淡，比起他那些孔武威风的祖先，也有荣耀之处——诺曷钵先于藏王松赞干布，迎娶了唐朝的皇室女儿弘化公主；得到了“河源郡王”“乌地也拔勒豆可汗”的封号；公元652年，他和公主同赴长安“归宁朝见”，弘化公主成为唐朝远嫁边疆的15位公主中惟一回过娘家的人。

　　但这点荣耀一旦与亡国之痛比起来，便全然失去了意义。唐高宗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吐蕃禄东赞大举进攻吐谷浑。吐谷浑国内亲吐蕃的大臣素和贵逃奔吐蕃，把吐谷浑的虚实及兵力部署情况全盘告诉了禄东赞。吐蕃大军顺利攻入吐谷浑境内，在黄河边上击溃了吐谷浑军。吐谷浑政权350年的基业就此烟消云散……更多请见《文明》2006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