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中云：“有虞氏禘黄帝”，“夏后氏亦禘黄帝”，这是黄帝最早作为部落始祖为后人所祭祀。“禘”，是帝王对有血缘关系的始祖的祭祀。有虞氏是黄帝的重孙虞幕所立，其谱系为黄帝—昌意—颛顼—虞幕，其下五世孙为舜；夏后氏为大禹所立，大禹父亲鲧的曾祖和虞幕同为颛顼的后代。故司马迁云：“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其后的商朝、周朝虽不再“禘黄帝”，但从血缘关系上说，仍是黄帝的后裔，且三代王朝都建立在黄帝所开创的大部落联盟基础之上，故在周朝就已形成以黄帝为血缘“始祖”的华夏部落共同体的共识。
或许是因为黄帝这位始祖时空距离日渐遥远的缘故，迨至后世，血亲观念逐渐淡薄，其形象乃与“上帝”合一。黄帝又成为了中国人精神信仰的始祖。《周官》云：“自古雍州积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畤”，帝王祭祀上帝之处。最早的“畤”，是为祭黄帝而建的“吴阳武畤”。黄帝更成为“五畤”所祭祀的“五帝”之一。公元前767年，秦襄公建“西畤”祀白帝（少昊，黄帝之子），秦宣公在渭南建“密畤”祀青帝（伏羲，黄帝之祖父），秦灵公于公元前422年在“吴阳武畤”废址建“上畴”祀黄帝、建“下畤”祀炎帝，秦献公又建“畦畤”以祀白帝。汉刘邦建“北畤”以祀黑帝（颛顼，黄帝之孙）。汉初皇帝常遣使或亲祭五畤。汉以“五帝”对应“五方”“四季”“五行”，其中黄帝对应的是“中央土”，位列“五帝”之首。古代曾有“天一而已，不应有五”的质疑，学者的解释是：天虽一，气之流行有所变异，以五人神配五帝，因各得其气之盛的缘故。
汉武帝时，以“五帝”作为泰一神（汉代国家祭祀的天帝、至高神）辅祀，后逐渐形成祭天辅祀、明堂拜祀和迎气祭祀的基本制度。明清两代，祭天时甚至不再以“五帝”辅祀，黄帝更多供奉于历代帝王庙中。
明清易鼎之际，王夫之慧眼独具，其作于清朝顺治十三年（1656年）的《黄书》中，首次将黄帝视为华夏生民之始祖。《黄书》跳出一家一姓朝代变迁的狭隘视角，将华夏生民世世代代生活于兹的“中区”“中邦”视为一个整体，讲述的是从“轩辕肇纪”至明朝几千年间的治乱规律。难怪章太炎《訄书》中云：“观于《黄书》，知吾民之皆出于轩辕。”《黄书》中，王夫之尤其强调黄帝确立了“公天下”的典范，不像后世君主皆有“私神器之心”。
我们今天祭祀黄帝，更多是以黄帝为我中华文明之始祖。此兼取“信仰”“生民”与“民族”始祖之义而有余义。“信仰”始祖者，谓以人配天，开启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天人合德的人文宗教信仰模式；“生民”始祖者，谓黄帝是“始于大公而终于至正”的典范，我生民乃得秉天地之正气，繁衍生息于兹土历数千年而日昌；“民族”始祖者，谓黄帝“存天地之纯气而戒其割裂”，从此奠定了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基本格局，构成了今天亿万中华儿女最为坚固的凝聚力与向心力。
我们今天祭祀始祖黄帝，是在呼唤民族最深层记忆中面对危难与挑战时的勇武与血气。古代祭黄帝文中常有“首弄兵戎”“铸兵除暴”等词句，盖黄帝生处乱世，“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黄帝“悯阽危，铸五兵”，最终转危为安，变乱为治。从此，这种面对危难与挑战时的勇武与血气成为中华文明世代相传的文化基因。鲁迅诗云：“我以我血荐轩辕”，良有以也。
我们今天祭祀黄帝，更是在为今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鼓舞、呐喊。始祖“继天立极，开物成务”“功化之隆，惠利万世”，当时无论是驯养牛马、打井养蚕的物质文明，设官治民、监于万国的政治文明，还是发明文字、制定历法的精神文明，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故孙中山祭黄帝文曰：“世界文明，惟有我先。”始祖黄帝的“爰启文明”之功，无疑是我们今天创造中华先进文明最为强大的精神动力之一。（文图：张云江、米广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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