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遥远的乌拉圭,有一个女诗人叫胡安娜。有一天,为了做午饭,她的佣人提来一只刚刚打满井水的陶罐。井水凉得从陶罐所有的毛细孔里往外渗。她把面颊贴在清凉、潮湿的陶罐上,这简单朴实的幸福足以将她眼前的这个时刻变得充实。
想起胡安娜,是在上海外滩,那儿有一家陶吧。正对着繁华闹市的一橱窗陶艺品,清冷无语,拙朴可爱,颇有点远离尘嚣的况味。我从来没有做过陶,可是我多么想拥有一只清凉的水罐,当水珠滴落在洁白的桌布上,仿佛是诗意洇湿的生活一角。后来,居住的小城也有了陶吧,最早的叫“汉窑”。
我决定先做一个碗,一只笔筒,拉坯机暂时不用,且等手工制作超过了新石器时代的老祖先们。同来的陶然兄,已经在家里琢磨了好几天有关陶艺的书。对此我很不屑。做陶,凭的是悟性和灵感。汪曾祺的小说里有一件绝世窑变,制它的人预见到它将来的命运,在瓶腹中刻了一行字,“某年某月某日鼠斗落钉毁此瓶”,后来果然应验了。因此我以为,这种须经烈火焚烧的事物,还很有点宿命的意思,一切都是强求不来的。
但是,也许我拿到的,是一团没有灵性的泥,而碗和笔筒,对我这个裴李岗文化的后人,也确实太难了。我轻而易举就做到了器壁厚薄不匀,甚至还带有不规则的镂空,却无法拿捏成形。
可是我仍然愿意坐在那里,系着围裙,手上粘着泥巴,看拉坯机在别人脚下飞快地旋转起来。虽然我不会做陶,下次远方的朋友来了,我还是会带他到陶吧来,过了一条桥,穿过冬青树,在溶满陶土的水缸里,洗一洗路上的风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