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乐途旅行网与专栏作家私家地理
1898年，东方语言学家兰司铁（G.J.Ramstedt）从赫尔辛基来到库伦。他形容这是个到处都是喇嘛和流浪狗、有着混乱的街道和市场、不配被称为一座城市的地方。只住了一个冬天，兰司铁就迫不及待搬到了远离库伦的乡野，窝在毡房里潜心学习和研究喀尔喀蒙古语。
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库伦已改称乌兰巴托，从“栅栏围起来的草场”变成“红色英雄城”。流浪狗不见踪影，为数不多的喇嘛只在寺庙里活动，东西向的和平大道近乎笔直地穿城而过，两边有公园、广场、剧院、博物馆和那达慕体育场，俨然一副都市派头。但是此地依然让人产生一种想要远离的冲动，到戈壁、沙漠、草原和森林里去。
关于蒙古的一切想象都与城市无关。这个内陆国家似乎无边无际，鼓舞着人们对自由的追求，通过永恒的移动去找到内心的满足。而城市的定居属性，有违这片土地的天性。兰司铁就记录过蒙古人认为建造可以使用几十甚至几百年的住所，是件多么愚蠢的事，因为生命如此短暂，转瞬即逝。而一顶不断在风雪中搬迁、至多使用三年的毡房，已足矣。
其实乌兰巴托，严格来说库伦，也曾是一顶不断移动的大毡房，在现在的位置——图拉河与色勒布河交汇处——驻扎下来之前，发生过至少28次有记录的迁徙。它始终只是一片以寺庙为中心的蒙古包营地，用栅栏围起来的草场，随时都能开拔，继续迁徙。直到1921年革命爆发，寺庙被推倒夷平，铺上齐整的地砖，树起苏赫巴托将军的雕像，仿佛在宣示库伦作为一顶移动毡房的终结，与此同时乌兰巴托作为一个定居城市的开始。在茫茫大地上游牧了千年的蒙古人，终于有了普罗米修斯式的任务，要把脚下的土地砍削得适合工业文明的趣味。
于是乎，我们千里迢迢坐了四天三晚的火车，从呼和浩特来到乌兰巴托，第一眼所见却是另一个大同小异的城市，充斥着熟悉的优点和缺陷。簇新的西式写字楼居高临下，在它们的阴影里匍伏着苏维埃风格的礼堂，有种落魄的堂皇。国营百货公司里能买到一切，从防水帐篷到狼皮、从干洗到换汇服务，应有尽有，物质丰富得像是在第一世界。广告牌上，舶来的奢侈品与商业地产一起勾勒出关于未来的美好愿景，向喇嘛教的来世发起挑战。
阿姆斯特丹咖啡、新意大利餐厅、百老汇烧烤、皇家爱尔兰酒吧、首尔发廊……沿着和平大道一字排开，为打造国际感推波助澜。国家剧院正在上演《美丽的蒙古》，从欧洲来的指挥家领衔当地的马头琴乐团，多么奇妙的组合。在凯宾斯基酒店的早餐厅，聚集着穿军装的各路人马，他们并非真正的军人，而是英俄在中亚大博弈时期的粉丝，崇拜考古与谍战混合的传奇，特意到蒙古寻梦。交通拥挤，车辆蜗行，尾气沸腾，一个试图用滑板代步的外国游客很快就在喇叭的轰鸣中败下阵来。街区发展迅速，同时也无视条理和规划，势如野草，蒙古包和简易板房已爬上四面的山头，远远望去就像积雪。
兰司铁曾拜谒的中心寺院现在是苏赫巴托广场，正中矗立着革命英雄苏赫巴托策马奔腾的雕像，他那高高扬起的右手有破旧立新之意。就在他身后，广场北端有三双细长的斜眼正在默默注视，那是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人--窝阔台和忽必烈。这三位昔日王者的雕像是后来加上的，彼时蒙古宣布放弃社会主义，在精神上重新把目光投向辉煌的过去，仿佛要把未来从中拽出。成吉思汗的现代儿女们，换上了西装革履和短裙热裤，经过先祖的雕像时会鞠躬甚至屈膝。有意或无意地，他们在向一种文明致敬。这种文明来自荒野，也为荒野所容纳，它流动变化、界限模糊却又实实在在，谈论梦、省悟和医术的同时，也教授驯鹿的迁移路线和浆果的成熟期。
但这种荒野文明的声音在乌兰巴托太微弱，被城市的喧嚣压过，需要非常仔细地聆听。在城郊的甘丹寺，人们把额头抵在一根缠绕着蓝哈达的红柱子上，对着柱子表面的裂纹和坑洞低语。日薄西山，从高楼阴影深处的兴仁寺传出呼麦的颤音，如此绵长，仿佛能穿透数世纪的黑暗。卖鸽食的小贩会提醒鲁莽的司机不要压到鸽群，他们与鸽子之间已形成一种“依赖-保护”的共生关系。纳兰图勒黑市里有些不起眼的摊位，摆着刺猬皮和某种不知名动物被风干的脚掌，在这里能发现萨满的踪迹。而不知是谁，在翟山南侧用鹅卵石堆出巨幅索云宝，一个神圣的象征图腾。渐渐地，甚至能从蒙古人脸上看到这种荒野文明的残余，没有虚情假意、客套、礼貌的微笑；他们仍在展示天性，而非教化。
或许，在未来什么时候，乌兰巴托会再度迁徙，就像曾经的库伦那样，把移动作为唯一的准则。而经过几天的准备，找好有经验的司机和向导，备齐补给，我们终于从城市向荒野迁徙，退入无垠的广袤和平静中。
如果时间充裕，完全可以遵循旅行的浪漫传统，骑着马从一个蒙古包走向下一个蒙古包。在工业文明来临之前的三千年，骑在奔马上可谓是人类最接近飞翔的姿态。Zanjan Fromer，一个来自阿拉斯加冰原的美国人和他的蒙古搭档BayarsurenYalalt，一起复兴了这种古老而永恒的移动方式。每天行进5-20公里，与仍过着游牧生活的牧民家庭一起劳作，驯马、挤奶、搭毡房、编织地毯、用干粪把炉子烧得滚热，天黑后在昏黄灯光下用旮旯哈（羊脚踝关节）玩游戏。从这种最简单的游戏中，享受到最原始的乐趣；在这种回归自然的生活中，再次成为真正有灵性的人。
受制于时间，我们只能放弃骑马，选择越野吉普，虽不浪漫，至少可靠。由于地广袤、人烟稀少，蒙古的公共交通非常落后，城镇之间相隔遥远，两三天才有一班车通勤，几乎指望不上。司机Tselmeg约莫50岁，身材魁梧，年轻时是摔跤手，已有20多年野外行车经验，看着就让人放心。向导Chinbayar则是新手，只有司机一半年纪，刚从美国留学归来，我们是他带的第二批客人。Tselmeg不会英语，Chinbayar缺乏经验，这一老一少互为师徒，陪伴我们一起穿越蛮荒。
目之所及，只有平坦、近乎一成不变的大地。高天、辽远和空旷，让人反应迟钝，对距离的感知也不正常起来：几公里外的事物仿佛十分切近，两头野骆驼，一堆垒得尖尖的石块，一丛盛开的鸢尾。而如果没有了鸟，静止的荒凉就会变得愈发彻底。这些鸟飞得非常低，几乎贴着地面，好掠食藏在碎石和灌木里的昆虫，高飞对它们而言既耗费体力也没有意义。有时候甚至连鹰隼都降了下来，像深棕色的木桩一动不动，只有金黄的利喙和明亮的眼珠透出生气。
路也消失了，方向沦为概念，似乎往哪儿开都可以。人会开始相信天圆地方，脚下的土地始终与自己保持匀速流动，不管走多远始终处于世界中心，一种被遗弃的绝望感觉牢牢攫住了你。老司机不时把手伸出窗外，粗糙的手指在空气中摩挲，轻轻晃动，像在捕捉风向和随风而来的各种信息。在我看来，前方的虚空中没有任何坐标，而Tselmeg总能把我们带到行程表上的每一个地方——一片掩埋恐龙化石的绯红悬崖、一个冰河永冻的深邃峡谷、一汪雨后初虹的草原湖泊、一座堆满白骨和哈达的神秘敖包、一段只闻驼铃不见驼影的孤独沙丘。
我请向导翻译，问司机是怎么找到“路”的？Tselmeg咧嘴一笑，指指头，又指指自己的心。20多年来，他一次又一次奔驰在这片荒原上，记住了它的一切特征——波状的、皱状的、蚀状的、沟状的、脊状的，就像大脑皮层的褶皱，继而又把这块版图牢记于心。只要行，他便在道上。再者说简单点，他毕竟是个蒙古人，移动是本能。
每个夜晚我们都在毡房里度过。从极圈到大陆腹地，萨米人、查坦人、蒙古人、鄂伦春人、爱斯基摩人……几乎所有的游牧民族都不约而同把毡房当作家。它是对天穹的模仿，原始而完美。家之心则为炉灶和篝火。毡房的男主人、牧民Oggi告诉我，炉灶与两根起支撑作用的立柱之间的三角区非常神圣，绝对不能从中穿过。篝火也是神圣的，不能往火中扔垃圾，更不能跨过火。
向导Chinbayar补充说，北美印第安人会对着篝火撒尿，意在把从大地得来的还给大地。印第安人与蒙古人有着共同祖先，对大地怀抱同样敬仰，却在跨过白令海峡后，对火产生了截然相反的态度和行为。这让他感到迷惑，也激发了我的好奇，而答案远在千里之外，得到美洲的云雾森林里去寻找。
哈拉和林是返回乌兰巴托前的最后一站。这个13世纪元帝国的首都，当时世界最大城市，已重归荒野。盛极一时的额尔德尼召如今湮没在荒烟蔓草中，零星的红袍僧人匆匆跑过，流云和光都已止住，黑压压的暴雨从西边排山倒海而来，我们躲雨的红墙绿瓦显得脆弱不堪。这一幕仿佛一个永恒的哲学论断--文明易朽。所有的文明必将消亡，虽然缓慢，它们的遗迹终究也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然而，蒙古的荒野是如此广大空阔，雨势再猛烈，却无法覆盖整个草原，总是斑斑驳驳，这边晴来那边雨。一旦太阳破空而出，迅即又是蓝天与白云之国。一群斜眼的亚洲人站在其中，过去是一片空白，他们自己的记忆开始的地方就是历史的起点，他们在荒野中的游牧生活就是文明的开端。（文/李楠夫 图/王小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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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