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家政女工，绽放的地丁花）
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记者屈婷）52岁的安翠萍，买了她人生第一件旗袍。这是一件深蓝色的丝质旗袍，下摆印着粉紫色的牡丹。
“平时穿的从来都是方便干活的衣服”。安翠萍是一名家政女工，穿着这件旗袍，她站在北京CBD一家书店的聚光灯下说：“要把姐妹们的苦难和奉献都讲出来。”
安翠萍要讲的，是十年里一个个钟点“熬”出来的故事。这些北京、西安、济南家政女工的喜怒哀乐被写进了《怒放的地丁花》一书。
地丁花，是一种不择土壤、适应性极强，却又平凡得让人记不住的花。作者高欣说：“最打动我的，是她们作为女性，所爆发出的那种坚强而隐忍的生命力。”
香港乐施会城市生计项目经理王英瑜说，据报告，中国有超过2000万的家政女工。她们更为人熟知的称呼是钟点工、保洁、家庭护理等，最常见的计薪方式是钟点制，一般都是先干活，后付钱。
王英瑜认为：“家政女工是劳动力市场的边缘社群，她们承受着身为基层工人及女性的双重弱势和压力。”
山东农民高云英13年前到济南时，“过个马路都吓得心惊胆战”。有一次，她在雇主家干活时，不慎摔断了腿。雇主装没看见，因为怕惹麻烦，立刻解雇了她。
“我这个人爱笑，别人都说我准有福。”但那天，高云英拖着断腿走在去医院的路上时，再也忍不住哭了起来。“那一瞬间我就想，为什么做家政这么难？”
济南大学政法学院社会工作系副教授唐斌尧认为，现有的法律没有跟上家政业的发展，以及家政工权益保障的需求。“比如，家庭服务关系还被排除在劳动法的适用范围之外，中介制、散工制家政工并不具备劳动者的法律地位。”
安翠萍说，自己前40年的人生像极了地丁花，“内向、自卑，在学校和单位整天低着头。”
安翠萍的父亲是西安一所大学的教授。她仰慕父亲，却始终对他的严苛难以释怀：“从小到大，父亲从没夸赞过我一句。”大专毕业后，安翠萍被分配进了电视机厂。工友大多泼辣、直率，安翠萍应付不来，被人欺负了也不敢吭声。
如果没有2006年下岗的变故，安翠萍相信自己会在流水线上度过一生。迫于生计，她成了给人带孩子的保姆。全家都极力反对，尤其是她父母，认为女儿干的是“下等仆人的活”，不再跟她讲话。
安翠萍委屈得泪水直流，但内心的力量一旦发芽，就无法抑制生长。她记得，当地一家报纸有一篇文章提到，育婴师已成为一个新职业。她拿给父亲看，说：“爸，你是大学教授，我承认你。可是，说不定哪天，我能成为育婴教授。”
父亲说：“你就吹吧！”
为了这个“赌约”，安翠萍2010年参加了西安家政工会组织的家政培训班，然后又到北京学高级育婴师课程。2011年，安翠萍把红色的资格证书放在父亲面前。父亲说了一句：“啊！太好了，不错啊！”
她觉得幸福极了：“我可是在父亲的批评声中长大的啊！”
“这些家政女工可能不知道女性权利为何物，但却用自身的抗争践行着这一点。”“尖椒部落”创始人之一、香港浸会大学文学院讲师孙珏说。
作为中国最早为女工提供生活与权益资讯的公益平台，“尖椒部落”这个名称极具象征性。很多家政女工来自湖南、湖北、四川，吃饭无辣椒不欢。尖椒，既体现了她们的地域性特征，又是尖叫的谐音，寓意要大声发出自己的声音。
作家叶海燕认为，家政女工势孤力单，承受着职业风险和社会保障的缺失，特别需要来自组织或社群的力量。
西安家政工会是中国第一家家政工工会。它从2004年成立之初的162名会员，已发展到现在的千余人，安翠萍也是其中之一。负责人王葳说：“家政工会的成员都是穷苦人，互助是必需的，也是自发的。”
“工会是我的娘家。”安翠萍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愿意来这里跟姐妹倾诉。有时，遇到难缠的雇主，她们也会在当地信访办、维权中心的帮助下维权。2013年，安翠萍在西安第一次站上讲台，真的当上了育婴“教授”。
50多岁的李雪华则在北京地丁花剧社的帮助下改变了命运。这是中国第一个由家政女工组成的话剧表演团体，上演的剧本多取材于她们的亲身经历。
由于长期忍受家庭暴力，李雪华一开始说起自己的故事就哭，后来在社工的鼓励下，她不仅离了婚，还把家暴经历写成了剧本。该剧目后来成了地丁花剧社最火爆的一个。
2015年元旦，对着台下数百名观众，瘦削的李雪华成了女主角。经历过的苦痛宣泄而出，台下观众沸腾了，高喊：“什么男人啊，不跟他过了！”
李雪华的眼里全是泪水，但却没有了恐惧。为了这一刻，她熬了29年。
“发出家政女工作为社会主体的声音，是她们自我赋权的第一步。”孙珏说。
(原标题：家政女工，绽放的地丁花)
本文来源：新华社新媒体专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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