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协作：中国的扶贫智慧

（原标题：东西协作：中国的扶贫智慧）

新华社北京7月25日电（记者李惊亚　李云路）“上海的干部来了后，我们这里的变化大得很。”40岁的贵州遵义市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丰乐镇庙坝村楼房组村民王连红说。经营着一家杂货店的王连红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

位于贵州北部大山深处的庙坝村，是贵州省级二类贫困村，70%的村寨不通公路，全村连一个卫生室也没有。

为了生计，王连红曾在广东东莞灯具厂打工，后为照顾家庭回家务农，还在工地上做搬砖工。即便这样，生活依然捉襟见肘。

2013年，国务院相关意见明确上海市对口帮扶贵州遵义。三年来，位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上海先后已派出13名援黔干部，在新农村建设、产业发展、社会事业上帮扶遵义。

（上海援建遵义市道真县的“仡山茶海”茶旅一体项目拓宽群众增收致富渠道。道真县委宣传部提供）

负责具体对接庙坝村的是上海市奉贤区。区里派出的援黔干部经过实地调研，第一件为村里办的事就是修建了功能齐全的卫生室。

村民们说，上海来的干部眼界宽，给我们建了文化广场，发展精品水果，还带动村民发展乡村旅游，让祖祖辈辈在土里刨食的庄稼人吃上了“旅游饭”。

王连红的杂货店就开在景区旁，每天顾客不断。“生意好的时候，一天利润有250多块钱，轻松，收入比过去也高。”王连红说。

在援黔干部的帮扶下，庙坝村去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从4000余元提高到了8364元。而这里只是中国20年东西部扶贫协作、对口帮扶中一个小小的缩影。

1996年，中央安排北京、天津、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等东部9省（市）和深圳、宁波、青岛、大连4个计划单列市对口帮扶西部10个省（区、市）。

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建设与反贫困研究院教授孙兆霞认为，对口帮扶是实现脱贫攻坚直接而有效的举措，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扶贫先扶智是东西部协作的一个重要特征。在辽宁，开设青海初中班和高中班，代培青海省的贫困学生；在天津，实施“对口帮扶甘肃藏区定向医学本科生免费培养”项目，协调天津医科大学、天津中医药大学定向招收甘肃400名医学本科生等。

（上海杨浦区帮助遵义市道真县改建的云峰小学。道真县委宣传部提供）

扶贫协作双方还高度重视开展人才交流工作。北京与内蒙古、天津与甘肃、上海与云南、山东与重庆、福建与宁夏、东部8市与贵州之间都实现了双向挂职。

中共十八大以来，强调健全东西部协作、党政机关定点扶贫机制，广泛调动社会各界参与扶贫开发积极性。目前东西扶贫协作已形成为9省（市）、5个计划单列市和4个大城市对口帮扶西部10个省（区、市）的工作格局。

据统计，20年来，东部省市通过东西扶贫协作向西部10个省区市提供财政援助资金132.7亿元，动员社会力量捐助款物27.6亿元，引导企业实际投资1.5万亿元。

如今，东西扶贫协作由刚起步时东部单向帮扶西部，拓展为在对口帮扶框架下东西部双向互动、共同发展、实现共赢。

以贵州为例，凡是与贵州结为对口帮扶城市地区的游客，赴贵州的对口地区景点旅游，可享受免门票以及酒店、交通等特惠政策；上海与云南两地共建的新型对口支援开放性服务平台“云品中心”已成功孵化部分云南企业，入驻的文山三七、红河米线、普洱石斛等产品顺利进入上海市场……

（遵义市道真县玉溪中学代表团与上海杨浦区鞍山实验中学教师座谈。道真县委宣传部提供）

2015年，中国1442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尚有5575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未来五年，帮助他们脱贫致富以实现全面小康社会，是中国面临的艰巨任务。

中共中央近日强调，西部地区特别是民族地区、边疆地区、革命老区、连片特困地区贫困程度深、扶贫成本高、脱贫难度大，是脱贫攻坚的短板，进一步做好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工作，必须采取系统的政策和措施。

据了解，国务院扶贫办正在抓紧研究制定东西扶贫协作工作的指导意见和考核办法。未来，除了政府间的援助行为外，各类市场主体、社会团体、民间组织、爱心人士等社会各界也将多形式、宽领域地参与到对口帮扶行动中。

“这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道路，将撬动基层组织参与、合作和发展能力的成长，推动扶贫思路、帮扶方式的转变，有助于形成持续反贫困的有效机制。”孙兆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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