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视野下的中国长征丨外国人笔下的长征奇迹

（原标题：世界视野下的中国长征丨外国人笔下的长征奇迹）

从左至右依次为《神灵之手》《西行漫记》《伟大的道路》图书封面

《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封面

《两个人的长征》一书封面

世界视野下的中国长征丨全人类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外国人笔下的长征奇迹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以其艰苦卓绝的历程和彰显出的伟大精神，成为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和具有全球影响的旷世奇迹。长征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从亲历长征的外国人、踏访红区的外国新闻记者，到研究长征的外国专家学者、重走长征路的外国友人们，他们以不同的笔触、独特的视角，从不同方面审视长征波澜壮阔的历程，思索长征的重要意义和长征精神的深远影响。这些外国人对长征的记述和研究，使长征和长征精神声名远播，成为全人类共同拥有的财富。

亲历者追忆长征见闻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大家庭中，闪现着一些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他们中的一些人，在亲历中国红军艰苦卓绝的长途跋涉，直接见证红军不惧艰难、勇猛向前的奋斗历史之后，留下了记述真实经历、反映真情实感的文字记录。其中负有盛名的有两位：一是参与“导演”长征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二是被迫陪着走长征、冷眼旁观长征的传教士薄复礼(鲁道夫·勃沙特)。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是参加长征的外国人中最著名的一位。出生于德国慕尼黑的李德，是一位职业革命家，曾就读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后在苏军参谋部供职。作为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红军的军事顾问，李德因不谙中国国情，又骄傲自负，对战争提出错误的指导意见，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几乎将政治上还不成熟的中国共产党带到了军事崩溃的边缘，导致中央红军被迫离开苏区，开始战略转移。此后他全程参加了红军的长征，是唯一走完长征全程的外国人。在遵义会议上，李德受到批评，其最高军事指挥权被撤销。之后，李德随红一军团行动，到红军学校任教，参加红军参谋部的工作，并担任军委所属的一个编委会的主任。1939年秋，李德奉命回到莫斯科。1948年(有说1949年)回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20世纪60年代李德开始在报刊上发表反华文章，1973年出版了回忆录《中国纪事1932-1939》。1974年8月，李德病逝于柏林。

李德在回忆录中对红军长征作了比较实事求是的总结，“长征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从政治上看，长征仍然是中国红军的一次胜利。红军抵御了占有强大优势的敌军，突破了敌人的坚固阵地和重重包围，给敌人以数十次打击和成百次骚扰。红军行程1万多公里，横贯12个省，翻过18座大山，其中有5座终年覆盖着冰雪，渡过24条大河。这是一个不可磨灭的功绩，是中国红军——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军队的全体战士伟大的勇敢、坚韧的毅力和革命的热情的明证”。对于自己给中国革命造成的负面影响，李德实际上是有所认识的，他承认西方的作战方法在中国不一定总是行得通。他说：“必须由中国人的心理和传统，由中国军事经验的特点来决定在一定的情况下采取什么主要战术。中国同志比我们更了解在他们本国打革命战争的正确战术。”

薄复礼的情况与李德大相径庭。他是瑞士籍英国传教士，虔诚的基督教徒，在精神上是中国革命的“局外人”。1922年，薄复礼作为传教士来到中国，在贵州境内的镇远、黄平和遵义一带传教。为适应在中国传教的需要，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薄复礼。1934年10月，他在贵州被转战中的红六军团当做“间谍”扣留，就这样被“裹胁”着参加了长征，随红军生活了560天之后，1936年4月在昆明附近被释放。在他迫不得已的长征中，他日渐看到红军的实情，并为红军的热情、信仰和追求所感染。离开红军后，他利用不到4个月的时间口授完成了亲历红军长征见闻录——《抑制之手——为基督在中国被俘》。该书于当年12月在英国出版，比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还早一年出版，是目前西方世界所知的第一个“长征故事”。

《抑制之手——为基督在中国被俘》一书的中译本全名为《神灵之手——一个西方传教士随红军长征亲历记》。该书从一个传教士的角度，真实描述了与红军朝夕相处、长途行军的所见所闻所想，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红军的战斗生活历程、红军开展政治思想工作的实况，以及红军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和统战工作艺术。它是进行红军长征史研究的不可多得的原始资料，对于研究1934年10月到1936年4月间红六军团和红二方面军的某些重大活动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当然，书中也有记述不准确的地方，要以历史的眼光、持分析的态度看待。

这本书是“红军长征中以局外人身份写的唯一的印象记，第一次从一个侧面向国外读者介绍了红军长征”。这本书问世后受到一定的欢迎，但“没有引起远东问题权威们和美国新闻出版界的注意”。这是因为，《神灵之手》的书名本身带有明显宗教色彩，标题未标明与红军的关系，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误认为是宗教书籍。同时，书中“除了对残匪论进行尖锐批评以外，几乎没有谈到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政策”。1985年，该书无意间被发现，1989年翻译成中文，在杂志上连载刊出。2006年，该书的中译本出版，并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确定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重点图书。

新闻记者再现长征传奇

有一些外国人，虽未亲历长征，但通过到陕北苏区进行第一手访谈，以新闻记者的敏锐思维和灵巧笔法，充分展现出长征这一史诗般的传奇。其中的突出代表有：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斯诺夫人的《续西行漫记》、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等。

斯诺是第一个到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西方新闻记者，也是第一个与中国共产党人对话的美国人。斯诺1905年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市，在那里完成了小学、中学和大学教育。23岁那年，富有探险精神的斯诺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一待就是13年。1936年，他怀揣着“探寻红色中国”的理想和当时尚无法理解的关于革命与战争的80个问题，冒着生命危险，进入陕甘宁边区。短短4个月，从对上至毛泽东下至普通战士的长征亲历者的直接采访中，他搜集到大量鲜活生动的第一手资料。回到北平，他依据这些材料为英美报刊写作了多篇具有轰动效应的通讯报道，将有关红军、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向全世界作了真实的报道，引起“爆炸性”新闻轰动效应，扩大了中国革命在国内外的影响。1937年，斯诺完成了30万字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由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

《红星照耀中国》从1937年10月第一版问世，到11月已发行5版，到年底在英国的销量即超过10万本，迄今仍未停止印刷出版。在中国国内，这本书的中译本《西行漫记》出版后，很快广为流传，出现了无数重印本和翻印本。

《红星照耀中国》第一次全面、完整、准确地描述了红军长征的立体画卷。斯诺在书中详细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记录下红军长征所经过的路途、战斗次数和战略战术，刻画了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过藏区、过雪山草地等动人的场景和红军将士不怕牺牲、不畏艰险、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光辉形象。斯诺的书中涉及了红军长征途中反对错误思想和分裂活动的斗争，甚至也讲到了长征胜利之后，一军团为总结经验正在编写《长征记》一书。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作为一个接触红军不久的观察家，斯诺相当准确地把握住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历史地位以及它对中国革命的重大意义。他认为长征是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他说：“不论你对红军有什么看法，对他们的政治立场有什么看法，但是不能不承认他们的长征是军事上伟大的业绩之一。”斯诺认为，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目标，到西北去的正确决策，以及红军战士“冒险、探索、发现、勇气和胆怯、胜利和狂喜、英勇牺牲、忠心耿耿，这些千千万万年轻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他们不论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所有这一切以及还有更多的东西”，成为“英勇长征得以胜利结束的原因”。斯诺对自己没有最终完成红军长征史诗的写作，深表遗憾，但他相信“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一部惊心动魄的远征史诗”。

《红星照耀中国》出版后，一书风行世界和中国，产生巨大影响。斯诺的书不仅为很多英美世界的人了解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长征打开了一扇窗，而且也影响了很多中国人。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称斯诺是“现代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部分”。1966年在西方世界颇有影响的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图尔特·施拉姆指出，第一本最有说服力的叙述长征的书是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时至今日，这本书仍是20世纪外国记者报道中国的经典之作。

继斯诺敲开红色中国的大门后，一些美国记者、作家、学者尽力寻求机会来到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掀起了一股“红区热”。事后，他们在撰写文章时都没忘记要写一写长征。

1937年春，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笔名尼姆·威尔斯)也来到陕北，采访众多红军将领，并把访谈记录安全带回，写成文章发表，整理成《红色中国内幕》(中译本为《续西行漫记》)，既匡正了视听，又扩大了红军在国内外的正面影响。海伦在去延安的往返途中，曾几历艰险。她为了保住采访的全部书面材料和胶卷，特制了一条可以存放笔记本和胶卷的腰带，遇到紧急时刻，就把它系于腰间。另外，她在延安的4个月，几乎每天都在和人谈话，因记录工作量太大导致她的手成了一种永久性的痉挛状态。

与此同时，1937年初，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延安见到了朱德总司令，深为他的个性所吸引，后写成《伟大的道路》一书。史沫特莱说，在经历了长达两年多的长征后，红军成为“历史上一支无与伦比的坚强队伍”。从政治角度来看，该书“最有价值的一个贡献也许是张国焘搞分裂的历史”，“这是英文著作中第一次最全面的记录”。

此外，还有德国友人王安娜，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来到中国，在此生活、战斗了19年，把中国当做她的第二故乡。1964年，她的回忆录《中国——我的第二故乡》正式出版。她在这本书中从不同侧面描述了中国工农红军进行的长征，她认为“毫无疑问，长征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的业绩”。据此，她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充满了坚定的信心——“巨人中国醒了，它正震撼着世界！”这部著作被译成多种文字，成为在国际范围内介绍中国社会伟大变革的生动记录。

以上述三部作品为代表的从不同侧面描述长征的著作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基本属于具有新闻性质的纪实报告。书中有关长征的内容大都是采访时的笔录，作者们只略加评点而已。但这些著作为后来的历史学家研究长征、研究中共党史提供了极其珍贵、甚至堪称经典的史料。

专家学者推出学术专著

国外对中国红军长征的学术研究，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有了长足发展。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看，1971年问世的《1935年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为生存而斗争的史诗》，是世界上第一部研究长征的英文专著。

这部英文专著的作者是迪克·威尔逊。他是英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也是国外研究当代中国问题的知名学者，曾经撰写过多本有关当代中国历史和人物方面的著作。他力图以学者的态度来研究中国红军的长征，突破了以往从新闻记者角度对中国红军长征的描述和反映。这本书关于长征是“生存的史诗”的主题很鲜明，并且利用总结章节来强化主题；全书从历史性、传奇性和象征性三个方面对长征进行“百科式”研读，称长征故事是“革命精神”派的代表，“长征是中国人民重要的精神财富”，还从人类精神典范的角度评价道，“长征已经在各大洲成为一种象征，人类只要有决心和毅力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威尔逊的这部著作“纪实色彩较浓，对长征的描述颇为经典”。直到现在，仍有不少国内外研究学者援引书中的材料和观点。

进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外对于中国红军长征的研究日益全面系统，且越来越具体细化。1990年，美国学者本杰明·杨出版了一本严谨的、全面研究长征的学术性专著——《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中的中国共产党》。该书的特点非常明显：一是运用了许多前人不知的文档资料，澄清了不少政治和军事上的模糊问题，并纠正了若干错误；二是重在阐述中共内部权力关系的变化和策略方面的转变，把有声有色的描述性工作留给了别人；三是试图建立一个研究模式——用“革命理想主义”和“政治现实主义”解释长征途中共产党“在地域和战略上的关键性转变”。作者指出：“从中共领导层总的发展方向来看，(20世纪)30年代中期是从革命理想主义转向政治现实主义的时期”，或者说，是“中国共产主义政治化的时期”，“在整个转变过程中的每一步、每一时刻，是毛泽东走在前头”。遵义会议是转变期间迈出的重要的第一步。四是把长征作为一个系统加以研究，因而作者很注意探根溯源，从纵、横两个方面来考察长征。他指出，就长征的时限而言，长征开始的时间应提前到1932年10月，即四方面军和贺龙的第三军团因第四次反围剿失利而撤离鄂豫皖和湘鄂西根据地的时间。长征结束的时间应延伸至1937年春，即西路军西征失败的时间。当然，长征的高潮毫无疑问是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央红军从江西转战到陕西的全过程。他甚至认为，长征应从一个更广泛更抽象的意义上去界定——把长征理解为中国共产党从华南转移至华北的整个过程。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国外学者对中国红军长征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他们以旁观者的身份研究红军长征，有助于拓展研究视野，全面反映评价长征的意义和影响。

重走长征路的感悟记录

斯诺早年曾说过，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一部这次远征的全部史诗。他的预言在半个世纪后终于由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实现了。

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展现了长征故事超越时空的恒久魅力。索尔兹伯里是美国著名作家和记者，也是斯诺的同时代人，长期任新闻记者和编辑。他和斯诺相识于二战中苏联卫国战争的前线，受斯诺影响，对长征产生了浓厚兴趣。1984年3月，76岁的索尔兹伯里获得中国政府的批准，在妻子夏洛特的陪同下和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中国社会及历史问题专家谢伟思的协助下，不顾年迈、有病(心脏病)，专程来到中国，研究和搜集资料，准备从事反映中国红军长征的写作。他以当年红军走长征的精神，“怀揣心脏起搏器，带着打字机，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进行实地采访，爬雪山，过草地，穿激流，登险峰，中途战胜病痛折磨，坚持越过了千山万水，穿过七八个省份，历时74天，终于从江西到达陕北，完成了他自己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寻访”。根据这次寻访的材料，他写作了《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1985年10月在美国出版。一位年逾七旬的老翁，一个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生活了一生的西方人，不畏艰险、踏勘艰苦卓绝的长征之路，对中国革命和长征精神投入了满腔热情，不能不令人景仰。

这部著作是史传文学或叙事史学的典范。一方面，它体现了纪实文学的特有魅力，是一部艺术性很强的文学作品；同时，它又是包含大量社会政治内容的史学著作。作者以新闻记者的工作方式进行采访、调查，同时对有关材料进行史学家式周密的比勘、考证。作者经常把几个方面提供的根本不相同的事实，经过征文考献和详审分析而作出比较客观、恰当的判断来。他把自己认为比较准确的史实写进正文，而把相关的不同说法在注释中引述，以供参考之用。在不违反真实性的原则下，索尔兹伯里还特别注意用文学特有的选择、剪裁技巧，把历史事件充分戏剧化，通过一些看似无足轻重，实际却很有性格特点的细节描写，使一大批人物栩栩如生，跃然纸上。这些由大量故事片断连缀而成的作品，使读者对长征在一种渐增的、多面的全景式了解中得出自己的结论。该书还把历史上的红军长征同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长征”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评述，成为一大特色。

如同当年的《红星照耀中国》一样，这部书也引起了世界范围的轰动，“在很短的时间里为数众多的读者都读了这本书，该书还在欧洲和亚洲的主要国家以及许多小国翻印出版。那些从未阅读过红军壮丽史诗的人们，现在可以从某种意义上开始了解那些为了中国革命事业而不惜牺牲的男男女女的品质。他们将从这里开始知道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最令人振奋的大无畏事迹”。

陪同索尔兹伯里重走长征路的夫人夏洛特，以一部《长征日记：中国史诗》，完整地叙述了他们在中国的远征，从另一个层面提供了较为可信的长征方面的资料。此后，美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简·弗瑞茨于1986年来到中国，采访了长征的幸存者们，并长途跋涉到延安、西安、贵阳、成都等地搜集材料，写成了一本饶有兴味、文情并茂的通俗读物，即《中国的长征：6000英里的险遇》。

1990年，澳大利亚、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瑞士、新西兰等十几个国家的摄影家怀着对长征的敬慕，来到中国，沿红军长征的路线，拍摄沿途风光，出版了大型长征画册《中国——长征》，展示了长征路的崭新风貌。画册撰稿人、英国评论家安东尼在书中对长征作出了高度评价，认为“长征是现代历史中最重要的事件”，“是锻炼以后中国领导人的熔炉”。

进入21世纪后，重走长征路、续写长征史最有名的外国人是对中国有着浓厚兴趣的英国历史学博士李爱德。李爱德在一次偶然来中国旅游的途中，发现几个景点跟自己所读的长征书籍中的地点吻合，便萌生了要重走长征路的想法。他把当年红星闪耀的地方当做自己的方向。2002年10月，他与朋友马普安从江西出发，经过384天的跋涉，沿着红一方面军当年的长征路线徒步行进，途经10个省区80多个县，并与朋友合著了《两个人的长征》一书，摄制编著了一本红色之旅的画册。画册一经出版即受到读者热捧。2005年11月，李爱德再次背起行囊，从湖南出发，沿着红二方面军的长征路线，开始第二次重走长征路。李爱德说，他是为了更深入地了解长征中那些感人的故事，体验红军遇到的艰难险阻，探寻支撑红军走过万里征程的精神支点。他希望他的研究“能让更多的西方人正确了解中国的昨天和今天”。在通过实地走访长征路后，李爱德用自己的真实感受，纠正国外一些舆论对中国的偏见，驳斥了那些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歪曲。

80年来，外国人对长征的关注始终没有间断。尽管视角、观点不尽相同，但对长征的积极评价却惊人地一致。在他们的笔下，长征的影响是深远的，伟大的长征精神，不仅鼓舞着中国人民为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而不懈努力，而且已成为世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正如索尔兹伯里所说，长征“过去是激动人心的，现在它仍会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钦佩和激情”，“它将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永远流传于世”。(作者李泉为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部副部长、少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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