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喜庆的民乐和锣鼓，一场别开生面的水上婚礼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观看。一对新人甜蜜相拥，乘坐挂着红布的舢板，驶过大澳涌行人桥，沿着水道缓缓抵达婚礼现场……
水上人家，以海为生，以船为家，一艘小船承载了他们的苦乐年华。为了延续传统婚礼习俗，从2000年起，大澳乡事委员会每年都会举办一场水上婚礼。
今年10月下旬，港珠澳大桥开通，大澳成了“距离大桥最近的村庄”。沿着山路阶梯抵达虎山观景亭，游龙般的港珠澳大桥便映入眼帘，令人叹为观止。
曾经的“水上人家” 如今渔民变导游
站在大澳涌行人桥往下看，只见三两只船停靠在岸边，船上整齐地摆放着数十个座位。“这些船是专门载游客去看港珠澳大桥和白海豚的，渔民们现在变成导游了。”大澳乡事委员会主席刘焯荣介绍说，部分大澳渔民自发成立客船公司，将渔船改造成20多艘游客船，寻求转型。
香港电影《浮城》讲述一个普通香港渔民成长为社会名流的传奇经历，影片中水上人家的画面，也是昔日大澳人生活的写照：一家人蜗居在一艘小船上，漂泊在一片汪洋大海上，海望不到边际。
在大澳，水、陆两种居住形态和谐共生，生活在棚屋或者渔船上的人们自称“水上人家”。然而，上世纪50年代末，大澳渔业式微，这些“水上人家”站在了生活的十字路口。
“渔民们没有很多鱼可捕，只能另谋出路。”刘焯荣回忆说。
目前，大澳约有100多间店铺，大部分为花胶店，还有小吃店、手工艺品店。沿着永安街、太平街，一股独特的腥咸气味扑面而来，挂在店铺门口的鱼干和花胶、摆在摊位上的虾酱，成为游客们必买的大澳特产。店老板热情地吆喝着，言语间有着水上人家的直爽。
76岁的黄来敏在大澳太平街经营着一家花胶店，他当了近40年的渔民。“12岁我就出海捕鱼，常年住在船上。”黄来敏说，“后来鱼变少了，我们卖掉了渔船，上交捕鱼证，拿着补贴离开这里。”
上世纪90年代初，黄来敏离开了大澳，到市区成为一名搬运工。退休后，他还是回到这片熟悉的故土：“祖辈们都是大澳渔民，我还是想回到这里继续生活。”
“幸运的是，大澳拥有天然的美景和独特的民俗文化，发展旅游业也许是大澳人生活的新出路。”刘焯荣说。
“百年渔村” 棚屋承载大澳兴衰
棚屋是大澳的标志，是18-19世纪渔民们的智慧结晶。上世纪80年代以前，大澳共有10个棚屋区，而一场严重的火灾烧毁了二涌、三涌、沙仔面三个棚屋区的部分棚屋。“有些居民不愿意放弃原来的住所，他们又原地重建了。”刘焯荣说。
“2000年7月2日凌晨2点半，那场大火烧毁了100多间棚屋。”刘焯荣在大澳生活了近60年，他仍然记得，那日大火足足烧了五六个小时，最后只剩一片竖立于海滩的木桩。
“以前，涨潮的时候，渔船可以停靠在棚屋旁，每户棚屋都是一个码头，一个补给维修的地方。”黄来敏介绍，大澳常有数百艘渔船停泊，因此有“东方威尼斯”的美称。
大澳位于珠江出海口以东，香港的西陲，与澳门之间是辽阔的伶仃洋。伶仃洋曾是一个理想的渔场，以出产黄花鱼而闻名。
20世纪50年代初期，大澳渔业鼎盛，有多达500多艘大小渔船。后来，推动渔业机械化，渔船数量迅速增加，但随着附近海域黄花鱼产量的下滑，到上世纪50年代末，大澳整体渔业开始式微。
大桥通车 “路”在何方
今年10月下旬，港珠澳大桥开通，这对大澳发展旅游业是个好消息。近年来，香港特区政府也一直支持大澳发展旅游业，如大澳与昂坪360合作推介大澳渔村文化及特产、增加私家车和旅游大巴进入大屿山的配额等。
10年前，在法国生活了5年的陈慧之回到大澳开办民宿“归田园居”。“大澳发展旅游业，民宿能解决游客们的住宿需求。”她说。
陈慧之的父亲13岁就离开大澳到市区谋生。如今她将祖辈们留下的三层老楼房重新翻修，有香港市民、内地游客或外国游客来此短租。
“去年，民宿关门了一整年，原本的两三个员工都到市区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我找不到合适的员工。”陈慧之有些失落，大澳大多是长者，年轻人不愿意留在这里。
“大澳经济乏力，无法吸引年轻人，是因为我们没有一条路。”刘焯荣解释，大澳在香港地处偏远，一直为交通问题所扰。每逢台风季，前往大澳的山路常会被倒下的树木阻隔：“最严重的一次，路被封了一个多月，我们只能乘船出去。”
为了改善交通，香港特区政府于2007年提出了大澳改善工程，包括在远离大澳市中心的宝珠潭和盐田建造水都双桥，让行人和紧急车辆通过。
随着游客日益增多，大澳的基础设施承载力出现不足：巴士站、公厕总排起长龙，除了大澳文物酒店和数所民宿可提供住宿，能让游客过夜的景点很少。“大澳只是游客们半日游的目的地。”刘焯荣说。
“大桥虽然在旁边，但没有一条直接通往大澳的路。可路通了，大澳又能否承受得住呢？”刘焯荣和部分村民很纠结，大澳解决交通问题的同时，需要提高旅游承载力。
“我们希望特区政府能为大澳开发一条便捷的公路，在保留自然风光和民俗文化的基础上开发大澳。”刘焯荣说。
本文来源：环球时报-环球网
责任编辑：
袁欣_NN75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