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关团圆日，万家灯火明。过去最具仪式感的春节，近年来往往因“年味淡了”而为人们所诟病：“过年越来越没有意思”、“以前春节走街串巷耍社火，烟花炮竹满天飞”……回忆曾经、咀嚼年味成了现如今过年餐桌上的一碟老菜，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和新的年味本身。
正月初二拜舅家，一大早，我们手提礼包去看望老外婆、舅舅和舅妈。这趟拜年承载着今年春节为数不多的仪式感。而外婆的一席话，着实让我感受了一番曾经的年味：“老杨家过年是真热闹！”提起老杨家，久卧病榻而年迈的外婆突然精神抖擞，同我讲起曾过去的光景，一直追溯到了清末民初的岁月。
杨氏中院家谱。
过年的新衣。
“我们从哪里开始讲起？杨景芳吧，你太爷（曾外祖父），这时候的事儿我记得，再往前就是听说了。”
太爷杨景芳是光绪二十九年生人，生逢乱世，因家在秦岭深处、洛南县三要镇龙山脚下，方得安宁。虽不至于“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但守住家业田宅，黄发垂髫怡然自乐，倒是不难。作为颇得名望的书香世家，过年时节，拥有十里八乡独一份三进三出大宅院的老杨家最为热闹。
太爷景芳是民国时候的国语教师，所以有家规、家训，严于律己，恪守礼仪。大年初一，杨家男女老少吃过早饭提着贺礼走亲戚，尽管大家同住一个大宅院、抬头不见低头见，这时候的仪式感便需要过年的新衣来衬托了。
“那时候我的嫂嫂们穿得好看，喜庆。”外婆感慨道，“民国衣服你在电视里见过吧？我嫂嫂的衣服和那一模一样，上衣袄子下衣裙，头上盘着荞麦罗。那时候的人喜欢在头发上簪花，冬天没得鲜花，有簪干花的，也有簪绒花的。俊得很！对了，她们脖子上还戴着项圈和针葫芦，项圈是银子做的，针葫芦你知道吧？装针线的玩意儿，也是银子做的，装饰。鞋子呢是自己手缝，千层底儿嘛，只不过和建国后的布鞋不一样，脚面上点缀着缨络，所以叫缨缨鞋。”
“外婆，那你穿过吗？”
“没，我那时候小，尽管和你外公定了娃娃亲，但到底还是个姑娘。姑娘过年穿旗袍，老式的，清朝电视剧里有。你外公穿的也是棉袍，只不过年轻的戴民国毛呢礼帽，年长的戴瓜瓢帽子。男女老少穿戴整齐，凑在一起喝酒吃饭。大年初一下午的饭尤其要紧，男的坐大方桌，女的坐小圆桌，互道新年贺词，有四字成语，有五言律诗，很是文雅……大年初一，我们在屋里吃饭，前院也摆着饭席。”
讲起屋外的饭席，就得再往前捯饬一辈，追溯到我外公的爷爷。太爷景芳的父亲叫杨得春，是个医生，治病救人，妙手回春，邻省河南云阳府乡绅在光绪年间送上匾额，名曰“秘探素问”。十多年后再送一幅，曰：“青囊春煖”。从那时候开始，老杨家便有个传统，心有余力时，舍自己钱财助他人一臂之力，每到大年初一，在宅院前大摆饭席，招待回不了家的来往路人和乞丐，俗称“舍饭”。北方少米多面，且家乡有个讲究，大年初一到初五不吃面条，因此所舍之饭多萝卜豆腐馅的疙瘩（饺子）。于是邻里乡亲再做一匾，上书“福德堂”。从此，杨府又多了个名字：龙山福德堂。
“秘探素问”·清德宗光绪二年制。
“青囊春煖”·清光绪十九年制。
“福德堂”·民国十六年。
福德堂的没落是从太爷景芳的父亲杨得春晚年开始的。大约是山高皇帝远的缘故，杨得春虽为医生，却因抽大烟败光了田地，只给后代留下一院空宅。孰料因祸得“福”，没了田地的杨家中院“躲过”了西北工农革命军组织的“打土豪、分田地”的农民运动。“西院被抄了家，东院被分了良田和金条，于是我们都成了农民”，外婆讲道。
建国后，没落的杨府家境不再殷实，但家训家规一直扎根在杨家老少的心中。华服被充公，于是过年时节的新衣成了手工纺织手工缝。棉袄代价昂贵，外婆便给子女做一件外穿的格子薄衣衫，对襟上的盘扣十分精巧，为的是在有限的成本里做到足够讲究，外婆说，这是大户人家的尊严。
曾经的“舍饭”这年月也不再有了，但“帮助邻里”的家训仍在。外公名振华，继承曾祖父衣钵，建国后成为一名语文教师。外公谨记家训，将“舍饭”变成了“舍字”，过年时节前院依旧热闹非凡。
“业闲酷爱书画，工善诗联，苦练书法，栽花养鸟，怡性陶人”是外公在自传中所写，而从我记事起，外公的字便在家乡颇有名气。花甲之年的外公作为市政协委员，常常义务给小城里的人写对联。听外婆讲，外公的“义务”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外公参加工作后，每到过年前夕，便须空出几天时间，给各家各户写对联。先是邻里，再到村里人，后来连邻镇的人也赶过来，为的是求一幅字。说“求”也不大妥帖，毕竟对联的内容是外公根据各家所需自己琢磨，笔墨纸砚自己备，还让子女为来客备好烟酒吃食，供大家在排队等字儿的时候打发时间。
当然，外公不是没有用字换过钱。2001年的腊月，放了寒假的我和表弟给外公打下手，在街道卖对联。一块钱一副，傍晚收摊，五块钱“卖出”三十幅。回家算账，卖的少，送的多。如此情况，并非生意惨淡，而是在外公看来，情谊珍贵，字儿不值钱。
外公写字。
《退休偶思》·杨振华。
新衣为内，舍物为外。无论是新衣的讲究，还是舍物的大方，总归都是为了保存过年的那一份仪式感：新年新气象、亲邻多往来。
现如今，坐落于秦岭深处的杨府落满灰尘，农村也热闹不再，成了一具空壳。
大约是从九十年代起，村里的年轻一辈相继外出谋生路，或是广东，或是上海。留老人、小孩在家，盼望着春节的团圆。赚了钱的年轻人将收入和城里的物件带回到农村，在实现自家自给自足的同时，也打破了原有的习俗和前现代社会邻里共享的传统，城市和农村的边缘开始逐渐模糊。但那时初一拜本家、初二拜舅家、初三拜丈家、初四初五拜邻里亲戚的习俗尚在，“连年谊、敦乡情”的传统也依旧被维系着。
然而随着城市化的扩张，城市在席卷乡村的同时，也吞噬了乡村的资源。学校合并、医院集中，城市征用了乡村的物，也带走了乡村的人。新衣依旧，舍物不在，拜年的范围也逐年缩小，从同村，到邻里，到亲戚，到本家，到近亲。过年红包问候收到不少，但大多是手机信息。见面道一声“新年好”，实在少之又少。
“年味淡了……”，外婆讲道。这年味或许指的是曾经的一份礼和仪。
在讲求效率的当下，“拒绝麻烦”的时候也一并拒绝了许多原有的习俗。但新的仪式感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应际而来：没有了走亲戚联谊，相约共赏贺岁片应运而生；没有了燃烟花放天灯，游乐场、景区一日游应运而生。新玩具替代旧玩具，微信红包顶替现金红包……
已成空宅的杨府中院。
年味淡了吗？淡了。但年味也正在以新的方式生长。
新旧更替，传统与现代交融。老杨家的年味是“舍”，也是“守”。尽己所能助亲邻，守礼守节重习俗。一个为的是人情，一个尊的是传统。面对当下，如此种种难寻一席之地。但新旧年味之间，不变的是中国人一以贯之的惦念：游子归乡对故土的惦念、老人进城对儿女的惦念、朋友相聚对情谊的惦念、贴“福”挂灯对习俗的惦念、烧纸祭祖对先辈的惦念……
未来我或许会离家千万里，但老杨家曾经过年的故事告诉我，更迭的是春节仪式的形态，不忘的是“舍”与“守”的年味和仪式感。
本文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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