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休闲绿皮书》发布:上海、三亚、北京位列中国城市休闲排名前三

2019年8月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在京发布了《休闲绿皮书：2018~2019年中国休闲发展报告》。

休闲在个体生活、家庭关系、社会活动和经济构成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休闲发展已上升到国家战略、公共政策、民生要务的高度。

人们享有休闲的程度是一个国家生产力水平高低的标志，也是社会文明程度的体现。休闲看似每个个体和家庭的自我选择，但实际上，它并非纯粹的个体现象和私人事务。发展休闲具有很强的社会文化性和国家战略性，既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内容，也是经济新常态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绿皮书尝试从政策、产业、区域、市场等不同层面进行分析，围绕文化休闲、旅游休闲、体育休闲、休闲农业、徒步运动、健康旅游、休闲城市、互联网发展与休闲行为、电影产业、户外无动力乐园、在线音乐等议题进行广泛探讨，同时针对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上海、杭州、布宜诺斯艾利斯等地的休闲发展进行深入分析，以期从不同研究视角、不同空间尺度透视和展望中国休闲发展的现状与未来。

《休闲绿皮书：2018~2019年中国休闲发展报告》指出——

2018~2019年中国休闲发展环境发生九大变化

2019年8月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在京发布了《休闲绿皮书：2018~2019年中国休闲发展报告》。

绿皮书总报告中，撰稿人宋瑞、冯珺指出，2018~2019年中国休闲发展环境和发展趋势呈现以下九大变化。

（一）经济发展：稳中有变，结构优化

2018~2019年，我国经济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各项经济调控政策稳中求进。在“逆全球化”、单边主义导致的多方经贸摩擦以及发达经济体政策外溢效应的直接影响下，中国经济总体保持平稳较快增长。伴随经济的稳步发展，经济结构继续优化，服务业对GDP增长的贡献创新高，消费主导经济增长。

总体来看，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由高速增长阶段转为高质量发展阶段，休闲发展所面临的经济环境并未因经济增速的下行调整而受到不利影响，反而有可能得到进一步优化。伴随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和劳动分工的深化，以及消费观念的转变、消费习惯的养成，个人和家庭服务消费的黏性上升，包括休闲在内的服务消费潜力得到进一步释放。

（二）社会民生：改善收入，降低税赋，加大保障

社会公众享受休闲发展、提升幸福感和生活品质既有赖于通过经济增长“把蛋糕做大”，又有赖于通过健康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和社会保障制度“把蛋糕分好”。

其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持续提高，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城镇居民。2018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高于城镇居民。总体来看，居民收入增长快于经济增长，表明我国的收入分配结构在向着更加有利于消费的方向转变，居民的消费能力持续增强。可以预见，随着居民绝对收入水平的增长和居民收入在宏观收入分配中占比的增大，消费升级将更好地满足居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服务消费和发展享受型消费将出现相应扩张，从而形成有利于休闲发展的经济社会环境。

其二，新一轮个税改革助推居民增收。新一轮个税改革将起征点调高至每月5000元，3%、10%和20%三档税率级距扩大，同时增加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房贷利息和房租以及赡养老人等六项支出的专项附加扣除。这对中低收入群体来说减税幅度更大，增收效果较为显著，而其边际消费倾向更高，将支撑消费增长。

其三，就业、医疗、养老、住房、教育等各方面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休闲发展既反映为休闲消费市场的活跃表现，离不开以相对弱势群体为目标的针对性保障。事实上，老年群体、低收入群体、特殊困难群体的休闲需求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幸福感和生活质量，与其他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近年来，享受高龄补贴和养老服务补贴的老年人数量持续增加，各级财政支出城市低保资金、农村低保资金、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等也不断增加。可以预见，随着收入分配结构的持续改善，以及针对特定群体的社会保障支出的不断增长、覆盖范围的不断扩大，更加有利于各类群体满足自身休闲需要的社会环境正在形成。

（三）消费需求：结构升级，意愿强烈

从消费结构来看，我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不断降低，消费结构不断升级。2018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8.4%，比上年下降0.9个百分点，其中城镇为27.7%，农村为30.1%。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达到30％~40％为富裕水平，低于30％为最富裕水平。同时，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中，服务性消费占比为44.2％，比上年提高1.6个百分点。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保健养生、文化娱乐等消费意愿持续增强。中央电视台、国家统计局等联合发布的《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2019）》显示，在消费意愿中，旅游、保健养生、文化娱乐等方面的需求较为旺盛，尤其是旅游，连续数年列消费意愿首位。

总体来看，消费的持续增长与相应的政策激励有一定关联。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以及《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实施方案（2018~2020年）》发布，推动优化消费政策体系、标准体系和信用体系，有利于激发居民消费潜力。

（四）政策法规：系统引导，规范发展

国务院办公厅、国家发改委、文化和旅游部以及国家体育总局等涉及休闲发展事务的行政管理部门，在法规、政策、标准等方面加强引导，提供更加有利的发展环境。例如，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全域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文化和旅游部先后印发《关于促进旅游演艺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实施旅游服务质量提升计划的指导意见》《旅游市场黑名单管理办法（试行）》《关于提升假日及高峰期旅游供给品质的指导意见》《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验收、认定和管理实施办法（试行）》《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验收标准（试行）》《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管理办法》《文化和旅游规划管理办法》等，文化和旅游部等17部门印发《关于促进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印发《国有文艺院团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试行办法》等。

在地方层面，各地也加大了相应的政策法规与规划制定工作力度。例如，《上海市人大常委会2018~2022年立法规划（征求意见稿）》中，拟安排第一类立法项目48件、第二类立法项目27件、第三类立法项目57件，涉及文化、旅游和体育领域的有9件，包括《上海市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上海市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上海市文化娱乐市场管理条例》《上海市街头艺人表演管理条例》等。

（五）公共投入：总量增长，占比略降

总体来看，近年来国家财政在文化、体育、传媒等各方面的倾斜和扶持总量有所增加，但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增长缓慢，甚至有所降低。2018年文化、体育与传媒方面的财政支出为3522亿元，同比增长3.7%；占财政支出的1.59%，比重较上年下降0.07个百分点。此外，中央财政安排旅游发展基金14.85亿元，对地方旅游厕所建设、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及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和旅游业转型升级融合发展项目进行了重点支持。

在地方层面，中央转移和地方财政投入力度也有所加大。例如，2019年，中央支持广西1.2737亿元建设公共体育设施项目，比2018年增加0.3742亿元。这些资金将用于建设一批社区健身中心、综合体育场（馆）、社区（村屯）多功能运动场、体育公园、健身步道（马拉松赛道）、公共体育场标准田径跑道和足球场、全民健身中心以及行政村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等体育惠民工程项目。

（六）公共服务：体系完善，机制改革

在公共服务方面，文化领域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开展《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贯彻落实情况督察，切实推动法律和各项改革举措落地生根。各地因地制宜地开展县级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和公共图书馆、文化馆法人治理结构改革试点工作；完成第三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项目）验收、第四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项目）创建和第六次全国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工作；开展全国基层文化队伍培训；开展“戏曲进乡村”工作，为国家级贫困地区12984个乡镇配送了77094场文艺演出；持续开展面向革命老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贫困地区的“春雨工程”“阳光工程”“圆梦工程”文化志愿服务活动；厕所革命工作有序推进，在厕所建设、技术应用、管理体制创新和文明提升行动方面稳步发展。

各地也积极推动文化、体育和旅游领域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例如，宁夏回族自治区将基本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纳入当地党委、政府重要议事日程、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和年度财政预算，建立多元化资金筹措机制，推动财税等各项优惠政策落实。自治区共建设共25个全民健身中心、193个乡镇农民健身工程，提档升级1177个村级农民健身工程等；近年来先后为22个县（市、区）注入创建工作启动资金，共撬动各类资金30亿元用于全区基层体育设施建设；争取9440万元资金用于体育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

（七）区域实践：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为破解休闲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统一的国家政策框架下，各地积极推进更加契合自身禀赋优势以及发展阶段特征的休闲管理政策和休闲产业规划，最突出地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出台更具针对性的带薪休假政策。例如，河北省出台《河北省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实施方案（2019~2020年）》，强调进一步落实带薪休假制度，鼓励错峰休假和弹性作息，在有条件的地区探索实施周五下午加周末的“2.5天小长假”政策措施。

其二，制定或实施具有针对性的休闲发展规划。例如，广东省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积极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横琴国际休闲旅游岛建设方案》精神，做强做大旅游休闲产业，加快横琴国际休闲旅游岛和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建设步伐。

（八）科技推动：供需两侧，全面影响

随着数字经济的普及，以移动互联网、大数据、AR、VR等为代表的科技应用从需求和供给两侧共同影响着休闲生活和休闲发展。

从需求一侧看，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不仅影响着国民外出旅游休闲行为，对国民日常休闲行为的影响更是无处不在。移动端手机App对日常休闲行为产生着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直接影响即成为传统休闲行为的在线形式，丰富传统休闲行为的线上内容；间接影响即提高线下休闲行为的效率，增强线下休闲行为的影响力。

从供给一侧看，科技手段的多元化不仅在商业领域催生了更多新业态，也提高了公共服务的效率。例如，体育科技创新成为投资热点，新技术应用正在带来新的商机，更多新科技用于对用户多维度的数据采集和反馈、用于体育休闲的社交平台，科技应用越来越普及。“互联网+体育”的产业融合已进入下半场。

（九）调查统计与研究：夯实基础，科学引导

系统的调查统计与科学研究，是制定相关政策的基础，对于引导和促进休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018~2019年，围绕文化、旅游和体育等领域的调查、统计和研究逐步加强。继《国家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分类（2018）》《国家旅游及相关产业统计分类（2018）》之后，2019年有关部门又出台了《体育产业统计分类（2019）》，对相关产业统计分类体系进行了优化。2019年1月，国家统计局与国家体育总局公布了《2017年全国体育产业总规模与增加值数据公告》，这是继2016年两部门联合发布体育产业年度统计数据后第二次发布相关数据。同时，国家体育总局启动《全民健身（实施）计划（2016~2020年）》实施效果评估和《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年）》研制工作，并组织开展第五次国民体质监测、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标准化研究。新组建的文化和旅游部也于2019年5月发布了《2018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选取现行统计年报中的部分核心数据，并充分利用部内行政管理记录以及国家统计局、财政部等部门正式发布的数据，全方位、多角度直观展现了2018年我国文化建设和旅游发展全貌。

（参见《休闲绿皮书：2018~2019年中国休闲发展报告》p1-15，社科文献出版社2019年8月）

《休闲绿皮书：2018~2019年中国休闲发展报告》指出——

中国旅游休闲发展呈现四大特征

2019年8月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在京发布了《休闲绿皮书：2018~2019年中国休闲发展报告》。

绿皮书总报告指出，2018~2019年，旅游休闲发展呈现四大特征。

其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速推进，旅游休闲品质不断提升。2019年1月，文化和旅游部出台《关于实施旅游服务质量提升计划的指导意见》，针对景区、酒店、旅行社、线上旅游服务平台等行业主体全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改善游客休闲体验，实现旅游休闲产业高质量发展。

其二，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持续深入，休闲的文化内涵逐渐增强。在旅游演艺市场发展之初，游客的休闲需求较易通过新颖技术的体验和感官方面的刺激得以满足，景区和企业对产品和服务的文化内涵尚未投入足够的关注。但随着近年来我国旅游休闲市场的迅速发展，游客对于高质量休闲的需求被不断激发，如果不能深入挖掘产品和服务的文化内涵，很难真正打动人心并有效传播当地文化。2019年3月，文化和旅游部出台《关于促进旅游演艺发展的指导意见》，旨在引导市场供给形式多样、持续创新的旅游演艺产品和服务，为丰富游客生活、满足休闲需求、传播地方文化提供多元化渠道。

其三，全域旅游示范区进入验收阶段，旅游休闲的带动作用更加凸显。2019年3月，文化和旅游部出台《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验收、认定和管理实施办法（试行）》和《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验收标准（试行）》，进一步从制度层面规范了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的验收、认定和管理工作。全域旅游示范区的建设旨在充分发挥行业头部主体的引领和示范作用，把旅游发展实践中的工作方式、具体做法总结成有利于行业发展的标准化经验，从而有利于凸显休闲服务的综合吸引力。

其四，乡村旅游和休闲度假成为热点。2018年《关于促进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意见》《促进乡村旅游发展提质升级行动方案（2018~2020年）》等文件的出台，对于推进乡村旅游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新一轮的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评定工作完成，对于推动休闲度假空间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参见《休闲绿皮书：2018~2019年中国休闲发展报告》p16-17，社科文献出版社2019年8月）

《休闲绿皮书：2018~2019年中国休闲发展报告》指出——

健康行业成为热点，老年休闲面临难题

2019年8月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在京发布了《休闲绿皮书：2018~2019年中国休闲发展报告》。

绿皮书总报告指出，健康行业成为热点，老年休闲面临难题。伴随经济发展、特别是中等收入群体的迅速扩大，个人和家庭对于单一经济回报的追求正在逐渐让位于工作、生活、健康等其他因素的平衡考虑。随着《“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提出与落实，人们越来越充分地意识到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狭义的健康产业仅包括经济体系中向患者提供预防、治疗、康复等服务部门的总和，大体相当于产业分类意义上的医疗卫生服务业；而广义的健康产业既包括狭义的健康产业内容，也包括对非患者人群提供保健产品和服务活动的经济领域。因此，健康产业在强调市场配置资源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程度的事业属性和公益属性。数据表明，2016年我国健康疗养旅游的经济规模已突破550亿元人民币。

近年来，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达到峰值并转而下降，我国也进入了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的窗口期。达到退休年龄的老人退出劳动力市场，繁重的工作任务被充裕的自由支配时间所替代，满足休闲需要的主客观条件更加成熟，因此老年人口规模和比重上升，将有助于提振养老休闲消费。2016年，老年人非医疗保健消费的经济规模达到了22万亿元人民币，占GDP的比重接近3%。以异地度假或长期生活为主要体验的旅居休闲、以“康复+疗养”为主要内容的医养休闲、以田园采摘和耕种为主要形式的农业休闲构成了养老休闲的产业主体。从老年休闲的角度来看，目前还面临不少问题。首先，老年群体普遍具有较高的消费潜力，但信息甄别能力处于相对劣势，现实中有不少以养老休闲为噱头的消费陷阱。其次，部分养老休闲项目的开发和营运有泛房地产化倾向。最后，受限于不同群体利用公共资源的时间和空间差异，公共养老休闲活动与其他使用需求客观上存在一定矛盾。

（参见《休闲绿皮书：2018~2019年中国休闲发展报告》p21-23，社科文献出版社2019年8月）

《休闲绿皮书：2018~2019年中国休闲发展报告》建议——

切实推进带薪年假制度的全面实施

2019年8月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在京发布了《休闲绿皮书：2018~2019年中国休闲发展报告》。

绿皮书总报告指出，休闲是美好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幸福感的重要来源。恰当而充分的休闲活动，不但能够带来个体幸福，而且对于促进家庭和谐、社会融合、文明进步、国家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保障充足的休闲时间、提供完善的休闲供给、实现工作休闲平衡、提高生活质量、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成为重要任务。作为小康社会和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体现，休闲需要完善的制度体系和政策支撑。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成为发展要务的当下中国，以文化、旅游、体育等为载体的休闲发展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面临空前发展机遇。与此同时，受各种社会历史因素局限，我国休闲发展依然面临诸多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为此绿皮书提出如下建议。

其一，加强制度建设，消除休闲时间方面的制约。时间是休闲发生的基础条件。目前制约我国民众享受休闲生活的首要因素是时间，而其中又以带薪休假制度的落实不利最受关注。为此，建议中央成立跨部门工作委员会，将休假制度与税收、财政、劳动保障、民生等结合在一起予以综合调控；建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尽快组织开展全国性调查，并提出详细解决方案；建议各地建立工商、税务、劳动、人事等部门联动机制，将用人单位签署劳动合同、执行带薪年休假情况等与其履行纳税等法律义务同等对待；劳动监管部门应按照主动执法的原则，常态化地开展带薪年休假执行情况的暗访和抽查工作；将职工带薪年休假执行情况纳入各地、各部门年度目标责任考核，纳入文明单位评选等。

其二，加大财政投入，解决休闲公共设施不足的问题。休闲兼具产业和事业的属性，相对于商业供给而言，目前我国休闲公共供给还相对不足。要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尤其是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解决各地尤其是不发达地区和农村休闲公共设施和服务不足的问题，从而使每位公民都能享受由政府提供的无差别的、数量相当、质量相近、可及性大致相同的基本公共休闲服务。要强化地方政府休闲管理职能，按照“三纳入”的要求，将休闲发展纳入各级地方政府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财政预算和年度工作报告，促使其对休闲相关产业发展、居民休闲需求的满足给予更大重视。在有条件的地方，甚至可以考虑推行“六纳入”的做法，将休闲发展纳入政府实事工程、政府部门目标管理体系和文明城市指标体系。

其三，优化统计体系，为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对于经济长期维持高速增长或中高速增长的赶超型经济体而言，经济结构的变迁、主流产业的更迭、可利用技术的演进使得经济实践往往处于快速变化的过程中，从而给统计体系准确反映产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带来了客观难度。近年来，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意味着新技术应用、新经营业态、新商业模式在市场实践中的渗透更加深刻，从而使得对新时代休闲经济活动的度量尤为困难。对此，应当从把握休闲发展的本质出发，不断优化统计核算体系，厘清业态混合、立体经营、融合互促条件下休闲行业的边界特征，并在此基础上研判休闲相关行业进一步融合发展的潜力所在。

其四，加强理论研究，为休闲发展提供智力支持。相对西方而言，我国休闲研究不过十余年历史，尚处在前学科阶段，研究相对粗浅而分散，呈现明显的碎片化特征，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知识体，不能为解释中国的休闲发展现实提供完善的理论支撑，也无法对世界休闲研究理论和方法体系形成系统输出。未来，除了对西方休闲研究一般框架、方法和范式的借鉴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努力构建适合中国国情和研究情境的学科体系。要特别关注如下几个问题：如何在中国社会发展和学术研究背景下，诠释来自西方文化和西方语境的休闲概念，揭示休闲在当代中国的现实含义；如何构建既符合学术一般规范又能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体系；研究者如何在发挥原有学科优势的基础上，构建起学科之间的交融机制，解决休闲研究中的分散化问题，形成统一的研究体系；休闲研究者如何成为理论研究、政治制定和社会认知之间的桥梁。

（参见《休闲绿皮书：2018~2019年中国休闲发展报告》p25-27，社科文献出版社2019年8月）

《休闲绿皮书：2018~2019年中国休闲发展报告》指出——

中国休闲产业发展水平广东位列第一

2019年8月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在京发布了《休闲绿皮书：2018~2019年中国休闲发展报告》。

绿皮书中，专题报告作者李丽梅、楼嘉军等人通过划分休闲产业范围，构建了休闲产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结合30个省份的统计数据，对休闲产业的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和分析。研究发现：（1）各省份休闲产业发展水平排名变化较弱，已呈现“固化”态势；（2）休闲产业发展水平较强区域集中在东部沿海带、京广沿线带和长江流域沿线带，西北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发展水平较弱；（3）休闲产业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性在缩小。

2000~2014年休闲产业发展指数始终排名前十的省份有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北京、上海、河南、四川，但各省份发展变化不同，其中广东和江苏的人口和GDP基数较大，休闲产业总量意义上的排名始终位居前二。同样，河南和四川的人口基数较大，其排名挤进前八。值得注意的是，长三角地区的江苏、浙江、上海休闲产业一直保持较高的水平，表明该区域休闲产业规模效应明显。武俊奎认为城市规模扩张会使产业集聚度提高，从而提高城市能源利用率和城市专业化水平，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资源的集约利用。依此可以认为人口集聚程度高的长三角区域，休闲产业的集聚趋势会日益增强。

第二，15年间，中部的大部分省份以及东部和西部的部分省份排11~20名，其中中部地区包括安徽、湖南、湖北、山西、江西、黑龙江，东部地区包括福建、河北、辽宁，西部地区包括云南、陕西、重庆。中部地区安徽休闲产业水平排名上升趋势明显，湖南、山西和江西略有上升，湖北和黑龙江下降明显。安徽排名上升较快与本省对休闲相关产业扶持的政策有关，2003年安徽便提出打造文化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之后安徽省持续加大对博物馆、图书馆、艺术馆、文艺团体以及新闻、通信、广播、电视、出版等部门的财政支持，至2014年安徽文化事业费达到11.99亿元，是2000年（1.58亿元）的7.59倍。与此同时，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快，文化服务体系已经初步形成，并具有一定的规模。目前安徽已形成以传媒出版产业、广播影视演艺产业和文化旅游产业为优势，以动漫产业、数字内容产业、文化会展业为新兴产业的文化产业门类，推动着安徽休闲产业的规模化发展。湖南虽然在电视娱乐产业、动漫游戏产业领域形成了一定的气候，但其他的休闲相关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具有成长不确定性和轻资产的特性，制约了休闲产业的规模化发展。另外，政府扶持政策与企业的对接仍存在诸多障碍，导致休闲产业的发展进程较慢。山西休闲产业发展水平虽有了一定的提高，但这种往往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即政府和有关部门在休闲服务供给体系方面，缺乏对人们休闲需求的科学分析，导致大量的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江西的休闲产业发展面临同样的问题，即供给体系不足，比如适合大众口味的休闲场所供不应求，科技馆、图书馆、文化馆等休闲设施严重不足。湖北在休闲产业发展方面，明显存在技术水平、投入的资源利用效率偏低等问题；同时，湖北的休闲产品和服务的档次比较低、种类单一，缺少休闲消费氛围，与休闲消费相配套的基础设施如图书馆、影院和剧场建设落后，难以满足人们的休闲消费需求，这些因素导致湖北的休闲产业规模收益递减。黑龙江地处东北区域，近年来人口流失严重，休闲消费需求不足，同时在服务供给层面存在诸多制约休闲产业规模化发展的因素，如资源开发利用不充分、市场机制不健全、政策不完善、人才缺失等。

第三，15年来，排名始终处于后十位的省份分别是广西、天津、内蒙古、贵州、吉林、甘肃、新疆、海南、青海、宁夏。10个省份中，除了东部地区的天津、海南和中部地区的吉林以外，其余省份均位于西部地区。从30个省份地位来看，天津是唯一一个休闲产业发展指数与其城市地位极不匹配的城市。其地理位置紧挨着北京，受制于北京首都和政治中心的功能，同时是直辖市，无法集中其他省的资源，导致天津休闲产业发展缺乏标志性的产品、有影响力的龙头企业，以及较大规模的休闲产业集聚区，影响了天津休闲产业规模化发展的速度和效益。吉林省长期受制于地域文化、自然环境、体制等方面的影响，经济方面存在经济结构超稳定性、经济关系超封闭性和经济发展缓慢性等表现，这导致休闲产业发展迟缓。纵然有长春电影节、吉林雾凇节等节庆活动，但活动内容单一，缺乏与经济相联系的规模优势，因而影响力较小。其余的8个省份中，广西、贵州和海南三省地理位置紧邻，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新疆五省的地理位置邻近，形成西南片区休闲产业发展弱势集中区和西北地区休闲产业发展弱势集中区。从一份以地球夜景亮度评价中国各省份经济发达程度的资料看，这8个省份的亮度点较小且分散，一方面说明这些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另一方面反映形成经济集聚的规模效应低，再加上这些省份的人口规模较小，导致与休闲相关的产业发展水平处于较低的状态。

进一步从每年TOPSIS评价值的统计特征看，2000~2014年各地区的变异系数都大于30%，表明休闲产业发展水平不均衡，区域差异性非常明显。但值得关注的是，变异系数由2000年的61.505%下降为2014年的60.834%，反映出区域差异在缩小。

休闲产业发展不均衡特征，具体体现在较强水平的区域集中在东部沿海带、京广沿线带和长江流域沿线带，而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的休闲产业发展水平还比较低，这种非均衡性主要是自然环境本身的非均匀分布以及经济自身的集聚和扩散力量导致的。

（参见《休闲绿皮书：2018~2019年中国休闲发展报告》p35-39，社科文献出版社2019年8月）

《休闲绿皮书：2018~2019年中国休闲发展报告》指出——

民宿产业定位不清忽视特色

2019年8月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在京发布了《休闲绿皮书：2018~2019年中国休闲发展报告》。

绿皮书中，专题报告撰稿人廖永松指出，休闲农业的健康发展亟待加强统筹规划。

休闲农业涉及三次产业，空间结构复杂，须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要求进行统筹规划。休闲农业既是农业，也是休闲，在管理层次上涉及农业农村部门与文化和旅游部门的职能定位以及综合协调问题。把休闲农业定位为“农业”与把“休闲农业”定位为“休闲产业”，不仅是一个由哪个部门管理的问题，更是一个影响休闲农业发展方向的重大问题。比如当前社会关注的民宿产业，在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民宿与乡村酒店是严格区分的。很多国家和地区发展民宿的主要目的是充分利用农户现有民房，增加农民特别是农村老人的就业机会，增强外界对农村生产、生活的了解，为农民与城市外来客搭建交流平台，因此，其在用地制度、房屋建筑、卫生、防火等方面的标准低于乡村酒店业。而当前我国的旅游民宿，是按照酒店标准管理定位的，其用地制度、建筑、道路、景观和环境等方面的要求大大高于以农民特别是小农户经营为主体的“民宿”。目前各个部门按各自的理解和权限制订发展规划和行业标准，比如有些地方推出休闲农业基地星级认证，片面强调旅游接待的设施设备完善及服务标准化，忽视了休闲农业的“农业特色”“农民特色”，规划定位不清，未来有待加强统筹规划。

（参见《休闲绿皮书：2018~2019年中国休闲发展报告》p75，社科文献出版社2019年8月）

《休闲绿皮书：2018~2019年中国休闲发展报告》指出——

上海、三亚、北京位列中国城市休闲排名前三

2019年8月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在京发布了《休闲绿皮书：2018~2019年中国休闲发展报告》。

绿皮书中，专题报告撰稿人吕宁、赵亚茹等人指出，城市居民的休闲需求孕育了城市的休闲功能，满足居民的休闲需求也成为城市的基本功能之一。城市休闲化发展是城市发展水平提高的重要内容，是居民生活质量提升的必要组成部分，也是衡量城市居民生活幸福感及城市宜居度的一个重要指标。不同区域、不同城市，其休闲城市建设所处的阶段不同。基于此，绿皮书以290座城市休闲化发展数据为基础构建城市休闲评价体系。

根据计算，城市休闲指数排名前十的城市分别为上海、三亚、北京、珠海、深圳、青岛、厦门、杭州、西安和拉萨，其中有8座城市来自东部地区，2座城市来自西部地区，并排在第9和第10名。后十位的城市分别是毕节、菏泽、内江、达州、周口、昭通、贵港、衡水、揭阳和阜阳，其中4座城市来自东部地区，2座城市来自中部地区，4座城市来自西部地区。

从东、中、西部城市各指标均值来看，目前我国城市休闲化水平整体呈现出“东部领先，中部洼地，西部赶超”的局面，这一发展格局与我国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有所差异，说明城市休闲化水平不仅受限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还受到人口密度、资源禀赋、休闲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也验证了本文前面所提到的城市休闲化发展不仅取决于经济基础。

在城市休闲指数数值的比较分析方面，290个城市的城市休闲指数均值为24.91，仅有109个城市超过均值水平，占36.55%，反映出我国休闲城市建设水平整体偏低。城市休闲指数最高的是上海市，最低的是安徽省阜阳市，上海约是阜阳的4倍，反映出城市之间的休闲化发展存在较大差异。

根据分类评价结果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城市休闲发展具有以下特征。第一，休闲城市建设的要素发展不均衡。城市休闲指数排名靠前的城市，并不是在每个方面都表现出色，绝大多数城市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短板”。如城市休闲指数排名第一的上海市，其在休闲生活与消费、旅游关注度方面排在了前十名之内，但在休闲空间与环境方面在200名之外。再如城市休闲指数排名在第十位的拉萨市，其休闲空间与环境这一要素排在第五位，但在休闲生活与消费方面有所欠缺。第二，对于经济实力较强的城市，休闲空间与环境是其城市休闲化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伴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大量人口前往经济较发达的城市居住以及就业，使得这些城市的人口密度加大，人均绿化面积缩减，空气质量下降，污染问题加剧，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城市休闲化整体水平提升。第三，休闲产业与经济以及休闲设施与服务是城市休闲化发展的重要依托。休闲产品与服务的供给质量影响休闲消费的升级发展，当休闲供给不足时，城市的休闲化发展会受到阻抑。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城市形象与美誉评价指标主要由各城市所获国家级荣誉数量决定，包括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级文明城市等荣誉称号，所以存在较多城市获得相同分数、多城市排名并列的情况，因此该项指标不进行单独排名统计。

（参见《休闲绿皮书：2018~2019年中国休闲发展报告》p119-121，社科文献出版社2019年8月）

《休闲绿皮书：2018~2019年中国休闲发展报告》指出——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休闲消费最旺盛最前沿之地

2019年8月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在京发布了《休闲绿皮书：2018~2019年中国休闲发展报告》。

绿皮书中，专题报告撰稿人唐继宗指出， 粤港澳大湾区占据了中国非常重要的经济地理区位，是中国休闲消费最旺盛最前沿之地，其对于中国休闲事业和产业的引领性和示范性，是非常明确的。

（一）广东居民的休闲需求：快速成长的休闲前沿

作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沿，广东省居民的休闲需求正处在飞速成长之中。从居民的休闲状态来看，形成了各美其美的繁盛之势。居民休闲需求可通过公园或博物馆等政府提供的免费公共品获得满足，或借由企业提供的购物、美食或娱乐获得满足。2018年广东省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39501.12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8.8%。分地域看，城镇消费品零售额34514.12亿元人民币，增长8.7%；农村消费品零售额4987.00亿元人民币，增长9.4%。从消费形态看，商品零售35616.53亿元人民币，增长9.1%；餐饮收入3884.59亿元人民币，增长5.6%。在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商品零售额中，体育、娱乐用品类增长5.9%，书报杂志类下降0.5%，电子出版物及音像制品类增长0.2%。

居民休息日的休闲行为明显多于工作日。外出休闲距离总体上差别不大,但是休闲时间长度,休息日明显要更长。居民休息日休闲活动主要受家附近建成环境制约,工作日主要受单位所在地制约,休息日是休闲机会和时间成本作用占主导,工作日是休闲环境作用占主导。节假日期间，广东省居民选择出游作为休闲活动的需求正在增加。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公布，2018年国庆期间，广东省居民出游人次突破5688万人次，同比上升11.1%。国内游目的地前三位分别是湖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及江西省，出境游目的地前三位为美国、泰国和日本。

（二）香港居民的休闲需求：休闲是生活的必需品

香港是生活和工作节奏极快的亚洲都市，休闲是居民重要的节奏转换方式，对于调整压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2013年9月至12月进行的一项主题性住户统计调查显示，就15岁及以上人士而言，他们平均每日花11.6小时用于“与个人起居饮食有关的活动”(包括睡眠)，5.0小时用于“闲暇活动”，3.4小时用于“有薪酬的工作”，1.8小时用于“无酬活动”，1.0小时用于“交通”，0.6小时用于“教育及接受培训”，0.6小时用于“在香港以外进行的活动”。在周日，15岁及以上人士平均每日花11.4小时用于“与个人起居饮食有关的活动”(包括睡眠)；4.3小时用于“有薪酬的工作”，4.3小时用于“闲暇活动”，1.8小时用于“无酬活动”，1.1小时用于“交通”，0.7小时用于“教育及接受培训”，0.5小时于“在香港以外进行的活动”。休闲在香港居民的日常生活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外出旅游是香港居民满足休闲需求的热门选项。商业机构有关未来出境旅游报告显示香港人热衷外游，在亚太区内排名第二。香港的国际出境旅游次数(不包括前往中国内地及中国澳门的旅行)预料将以每年平均3.0%的速度增长，至2021年达到680万旅次。到2021年，亚太区内所有已发展市场（日本除外）的出境旅游次数占总户数的比率将超过100%。新加坡（693.6%）、中国香港（248.9%）及中国台湾（232%）的比率远超100%，显示这些地区的家庭最热衷外游。

（三）澳门居民的休闲需求：休闲是主要的消费项

对于澳门这样的旅游休闲中心而言，休闲是居民主要的消费项。据澳门统计暨普查局公布的2017/2018年住户收支调查，按双周消费开支组别和商品服务组别统计的住户双周消费开支总数为16335澳门元，其中“外出(店内)用膳”2185澳门元(占13.4%)、“康乐及文化”759澳门元(占4.6%)。“康乐及文化”消费前三位分别是“旅游服务预订”201澳门元、“康乐及体育服务”94澳门元、“书籍”82澳门元；此外在“外地消费”1902澳门元(占11.6%)，其中到珠海的消费为838澳门元。

外出旅游成为澳门居民节假日满足休闲需求的选项之一。2018年，使用旅行社服务外出的澳门居民有1578526人次，上升13.5%；其中前往中国内地(834910人次)增加10.3%，前往中国香港(238373人次)及台湾地区(179799人次)的居民亦分别上升17.2%及37.8%。此外，前往新加坡的居民(26261人次)大幅增加101.7%；前往韩国(75723人次)及泰国(46091人次)的游容量则分别出现8.9%及4.9%的跌幅。随团外游的澳门居民有526805人次，同比减少6.1%。

（参见《休闲绿皮书：2018~2019年中国休闲发展报告》p149-151，社科文献出版社2019年8月）

《休闲绿皮书：2018~2019年中国休闲发展报告》指出——

户外无动力乐园将成为亲子游市场主力军

2019年8月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在京发布了《休闲绿皮书：2018~2019年中国休闲发展报告》。

绿皮书中，专题报告撰稿人李慧华、谭亮、孙恬等人指出，人口结构调整带来巨大改变，户外无动力乐园天然契合亲子出游市场热点，将成为亲子游市场主力军。

随着二孩政策的全面放开，中国家庭的结构和消费方式也正在经历一场重塑。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的人口增长率虽然为负，但是，新生儿中二孩出生数的占比已经达到了51%。到2018年，全国新出生人口达到了1500万人。中国的“90后”人口达到了1.75亿人，已经全面进入适婚年龄，并且大部分已处在适宜生育的年龄阶段。他们普遍高学历、高眼界，没有经历过物资匮乏的年代，所以呈现出显著的“重体验、重品质、追新潮”的消费特征。中产阶级崛起、旅游消费升级、二胎政策开放的叠加效应催生出庞大的亲子游市场，“带娃出游”已成为旅游市场的主流消费趋势。数据显示，仅2018年上半年就有近40%的亲子家庭用户出游超过3次。

从百度搜索指数我们可以发现，2017~2018年，“亲子游”话题的搜索量在时间上呈现出明显的分散特性。不再仅仅集中于7~8月的暑假期间，3月、4月的搜索量同比增长接近30%和70%，由此可见，随着亲子出行的不断普及，错峰出行、日常出行、周末出行已经成为亲子游的常态，甚至在全年的时间跨度下都能保持相当的热度，展现了亲子游市场对文旅消费的强大拉动力。

从消费习惯上看，呈现如下几个新特征。其一，由以孩子为中心，发展到合家欢。这一现象在“90后”受访者和一、二线城市的父母中尤其流行。他们在携带年幼的孩子出游时，既认同以孩子的需求作为消费决策的关键依据，又认为家长在出游过程中的需求也应该得到尊重，甚至希望有亲子双方共享的产品形式，能够让双方都从出游行为中有所收获。其二，认为带孩子出来玩，花钱不是问题。近五成的受访者表示，全年的亲子出游活动花费在人均5000元左右，甚至有18%的消费者每年亲子出游的人均消费超过了10000元，只有不到20%的消费者表示这一数据在3000元以下。其三，幼儿家庭以休闲为主，大童家庭以游学为主。带着0~3岁孩子的家庭，更倾向于选择风景优美的乡村、农家乐与海岛。有4~12岁孩子的家庭，更倾向于选择文化科普类、修学体验和动植物认知等产品，更多追求寓教于乐，在玩中学，收获知识与快乐两不误。在这样的市场需求与消费行为特征之下，亲子无动力乐园产品恰好能够最大程度地契合所有需要：一是通过坐落于城市近郊优良生态环境中的乐园，用最低的时间成本解决城市亲子家庭平时户外活动时间短、缺少对自然的认知与接触的问题；二是在通过专业游乐设备满足儿童的游乐天性之外，通过专项课程满足寓教于乐的学习需求，同时关注父母休闲的需求，为家长设计活动和课程，以保证在孩子玩乐的同时，父母也能得到休闲放松和舒适体验。

（参见《休闲绿皮书：2018~2019年中国休闲发展报告》p231-232，社科文献出版社2019年8月）

《休闲绿皮书：2018~2019年中国休闲发展报告》指出——

营地教育行业未来5~10年都将处于上升周期

2019年8月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在京发布了《休闲绿皮书：2018~2019年中国休闲发展报告》。

绿皮书中，专题报告撰稿人张丹、王一休等人指出，营地教育是一种有别于应试教育的创新性体验式教育形式，营员通过在营地的生活和体验式的活动，实现受教育的目的。近几年随着营地教育在我国的发展，营地教育产品的类别开始呈现细分化趋势，满足个性化需求，朝着精细化、主题化、专业化发展。中国营地教育仍处于发展初期，大部分教育营地都是5年内成立的，营地教育的数量相较国际水平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目前在政策推动、经济消费升级、新一代家长教育偏好、教育人口基数、景区和旅游地产诉求上，营地教育均面临着巨大的发展机遇。

目前，在消费升级、教育人口基数、政策推动、新一代家长的教育偏好、景区和旅游地产诉求方面，营地教育都面临着巨大的发展机遇。

其一，教育理念转变。随着国家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国际化的教育理念也逐渐影响着家长，家长对教育的认知也得到提升。择校与就业不再以考试成绩为唯一标准，孩子的综合能力培养得到更多的重视。超过80%的受调查家长表示重视素质教育，新一代家长更加认可营地教育这种体验式学习方式。

其二，消费升级。目前中国人均文化教育娱乐服务的支出较大，素质教育受重视的程度高。将近四成家庭的年均教育产品支出超过6000元，而月收入高于3万元的家庭有37%年均教育产品支出超过24000元。

其三，人口基数庞大。我国在校中小学生人口数约为1.87亿人，是美国的3倍、俄罗斯的7倍。目前，营地教育在国内一线及新一线城市的渗透率约为30%（许多发达国家渗透率达90%），考虑到渗透率在三、四线城市较低，取折中数据15%计算，营地教育未来5~10年的市场规模约为1000亿元。

其四，相关政策支持。营地教育行业目前处于景气上升周期，企业享受政策发展红利。行业扩容、边界限制少、企业可享受的发展红利多,在这一趋势下,预计未来5~10年都将保持这样一个上升态势。

其五，契合供给方景区、旅游地产诉求。营地教育往往与众多的户外拓展基地、旅游景区合作，作为旅游地产配套或者景区旅游配套内容而存在。众多景区拥有优质的自然条件但缺少丰富的旅游内容和元素，而这些自然资源开发商、政府注重打造多元的可持续性强的旅游产业，与营地教育等教育、旅游、健康行业形成了完美的契合。

（参见《休闲绿皮书：2018~2019年中国休闲发展报告》p253-254，社科文献出版社2019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