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之外，韩国成为全球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数第二多的国家。从第一例患者出现至今的48天里，累计确诊数字已突破7000人。
在韩国学习生活的一些中国人，与这个陌生的病毒产生两次交集。最开始，他们为中国家人寄回稀缺的口罩，直到现在病毒也来到身边。
这些在韩的中国人，也是韩国疫情中反应最迅速的人群之一，无论是留学生圈子还是中韩家庭，都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去抵御病毒。
每天都会收到武汉母亲的提醒
疫情暴发之前的首尔街道，画面与往日没什么不同。
在成均馆大学从事中国研究的安在仁博士，居住在距离韩国总统官邸青瓦台20分钟车程的地方。他晚上回家时常会经过学校附近的大学路，那里酒吧、咖啡馆、餐馆密集，食客满座，人们热闹交谈。2月中下旬之前，他很少看到有人做防护措施。
但另一位中国人周小天早在2月10日就敏锐地察觉到，“有点不太对劲。”
她的生活范围内出现了两名确诊患者。一位是韩国第3例确诊患者，另一位患者则出现在孩子的韩国姑姑家小区。当时韩国新冠肺炎疫情发展趋势尚不明朗，确诊患者仅27人。
考虑再三，周小天还是取消了儿子的周岁宴。春节之前，她和韩国籍的先生就提前在首尔江南区的一家五星级酒店预订了50人的餐宴，并提前定做了韩服、发出了请帖。
周小天的朋友杨晓光，另一位中国太太，担忧来得更早。
杨晓光的亲友几乎都在武汉，她的母亲是武汉一家妇产科医院的B超医生。隔着2000多公里的飞行距离，杨晓光几乎每天都会收到母亲的提醒：注意防护，病毒凶险。
在韩国确诊患者人数还很低的时候，她就不断劝说婆婆，不要再打车去游泳馆。但劝说的效果并不好，老人们很难接受。
先生安慰她，病毒应该不会传到这么远的地方。但当杨晓光从新闻上得知，自己曾经的邻居——武汉市武昌医院院长刘智明也因病殉职，她切实感受到了疫情带来的冲击，“等着被上帝翻牌子的感觉”。
杨晓光家小区的电梯间里放置了手部消毒液。受访者供图
在疫情即将扩散开来的关口，一些在韩的中国人选择减少外出，闭门在家，但也有一些上班族不得不每日通勤，他们反应更为迅速，更早就开始自我防护。
山东人黄曦2月1日从老家过完春节后飞回韩国，自我隔离14天后上班。她所工作的一家首尔媒体公司，200多名员工里有6位中国人。
每天早上，黄曦会从三站地外的家里搭乘20分钟公交车前往公司，人挤人的空间里，她随身必带的物品包括：口罩、手部消毒液、一次性酒精棉片以及用于隔离的手套。
刚回韩国时，她把在国内看到的严格防疫转述给韩国同事，比如：开车途经一些高速路口检查站需要测量体温，有的百货大楼入口处也会有专人测量体温。同事们想象不到，回应的话语中带着惊讶和疑惑，“啊，是吗？”
31号患者与被放大的误解
出现首例患者后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韩国的疫情都相对平稳，一直维持在30例左右。直到2月17日，第31例患者被确诊。
这名61岁的女性，是韩国“新天地教会”的教徒，患病后她曾两次前往大邱参加礼拜，接触信徒超千人。自此之后的两周至今，韩国确诊患者翻倍攀升。
来自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的最新数字显示，截至3月7日16时，韩国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7041例，在全球确诊患者数量中仅次于中国。位于韩国东南部的大邱，成为疫情最严重的地区，确诊人数中的一大半病例，均与教会相关。
韩国疫情最严重的大邱街景。受访者供图
31号患者的消息在韩国媒体曝光时，在大邱庆北大学读博士的李思雨感觉，“快要晕了过去。”
长达一个月时间里，她几乎都处于隔离状态。1月中下旬，李思雨从上海转机回河南老家过年，因当地的“硬核防疫，20多天未出家门；2月5日回到大邱后，又开始14天的自我居家隔离。
李思雨说，原本以为自己终于要熬到头了，没想到出现了31号患者，这让她的焦虑感一再增加，以至于不敢去看新闻中每日剧增的患者数字。
庆北大学的宿舍区也确诊两例患者，学校的食堂因此停用。朋友们得知她的情况，都来问她需不需要帮助，是否缺少食物或是防护用品。
大邱的庆北大学教室门口放置了消毒液，门上贴着疫情公告。受访者供图
当病毒扩散开来时，一些矛盾和误解凸显了出来。
杨晓光已经一年多没有回国。但家里的韩国阿姨仍然受到了家人的压力：她的工作环境中有一位中国妈妈，即便妈妈没回国，也有可能接触国内的亲友。家人劝她放弃这份工作。
杨晓光的先生是韩国人，在高丽大学从事生物化学方向的研究。一次聚餐中，研究员们无意间聊到中国的疫情，其中一位提到他的太太是中国人。先生出于礼貌，解释了自己的岳父母都在武汉，目前情况还好。
但之后，他却收到来自合作高校的“委婉提醒”，希望他不要参会。对方给出的理由是，“因为你家里有小孩子，怕因为开会传染影响到小朋友”。
先生有些低落，他已经提前准备好PPT及和实验相关的演讲内容。他告诉杨晓光，“既然对方提到了家庭，很大程度上不是怕影响小孩，而是考虑到我有一位中国太太。”
留学生签证因疫情延期
很多人的学习、生活计划被疫情打乱了，在韩国留学生的圈子，回国与否一度成为他们的一道选择题。
春节之后，成均馆大学的语学堂改为网上授课，在该校学习韩国语的张珂正为自己下半年的大学申请做准备。
成均馆大学校园里张贴着中英韩三国语言的新冠病毒预防守则。受访者供图
按照原计划，本学期的课程在2月底结束，她将在那时回国。因为害怕韩国疫情扩散，2月22号，女孩决定修改航班提前一周回国。
“我想着，那时候首尔还算控制得比较好，本身携带病毒的可能性也更低，这个时候走还是可以的，如果真的暴发之后，还是在那里待着会比较好。”
19岁的女孩乘坐山东航空公司的航班回到家里。一路上的检查都非常严格：全程做好自我防护、上下飞机都有人测量体温。在飞机上她填写了两份健康问卷表格，一份给到机组，一份递交给海关，里面的内容要详细写到国内住址的具体门牌号。
同在成均馆大学的安在仁，选择继续留在韩国。
这位将于2022年博士毕业的研究员收到校方通知，实行在家办公。学校图书馆的阅览室暂时封闭，只能借书。学校行政大楼的出入口，也都增加了保安测量体温：耳朵量一次，额头再量一次。
与此同时，安在仁所在的中韩学术交流活动也因疫情取消。他还关注到，目前首尔各大高校的国际处，除了工作人员以外，包括留学生在内的外人都不被允许进入。咨询方式也从面询改为电话或邮件。
安在仁还留意到，事关留学生的签证到期问题也因疫情延期。据安在仁了解到的情况，中国留学生的签证大多为一年一签或两年一签，学生签证在3月份集中到期的比较常见。
“从1月24日开始，韩国的出入境管理中心，将签证到期时间为3月到4月之间的，自动延长到4月30日。”
口罩短缺成最现实问题
留下来的人，则意味着要做好更多的提前准备。口罩短缺成为最主要的现实问题。
身在首尔的黄曦至今没有买到过口罩，她的一位同事曾在午饭时间跑遍公司周围的十几家药店，都没能买到口罩。
在韩国疫情最早期的1月底到2月初，口罩并不是这么难买。周小天曾帮国内的亲戚从韩国购置了140个KF94口罩寄回吉林老家。但近期到她自己需要用的时候，却发现价格从最初的2千多韩元／个（折合人民币约11元），涨到6千多韩元／个（折合人民币约35元）。
张珂则在短短三天之内见证了网上口罩被抢购的过程：第一天能买到人民币6块钱一个的KF94口罩，第二天涨价，第三天直接没货。
等到了2月10日那天，她意外在学校附近的一家便利店碰到店家刚进货来的口罩，但数量稀少，整个货架上总共不超过10个。她从货架上取走了4个，被店员劝阻，让她“少买一点，给其他顾客留一些”。
3月2日这天，黄曦还网购的几大箱食物到了。黄色的纸箱里装满牛奶、麦片、鸡蛋、玉米、煮熟的米饭、泡面以及香蕉之类的蔬果，她在朋友圈里写道，“准备打持久战啦，对送货员感到抱歉，真忒沉了！”
“从中国报道里获取病毒最新消息”
周小天家里仅存的20几个口罩，全部优先供给每日外出上班的先生。好在他的行动路线还算安全，上班的地方远离市区。
从中国的报道里获取关于病毒的最新消息，成为周小天的防疫手段中很重要的渠道。比如，当她听说病毒在除了飞沫传播外，还有可能通过气溶胶传播，便让先生堵上了家里的下水道。
在韩国，通过手机短信就能收到韩国相关部门发出的紧急灾难信息。通常，在暴雨、火灾、地震等紧急情况发生后，市民的手机上会第一时间收到提示。
在这次疫情发生后，周小天的手机上就会收到某月某日，哪位确诊患者出现在哪些地方。
周小天手机上收到的疫情提醒短信。受访者供图
对杨晓光来说，封闭的生活是在武汉和首尔双城进行的。
在武汉，她自己的外婆已经90多岁高龄，行动不便。封城之后，快递无法进入，很多网购商品无法派送。妈妈去超市为外婆买下了所有能买到的成人尿不湿，但也很快面临用光的境地。在一通跨国的语音电话里，杨晓光的母亲半开玩笑半无奈地告诉她，“再这么下去，60多岁的人就要给90多岁的人洗尿片了。”
她的母亲从武汉市第三医院退休后，被返聘到一个私立的妇产专科医院上班。春节前，妇产医院的非武汉职工有的已经休假回家，封城后无法赶回。武汉的综合性大医院被改成发热门诊后，很多即将临盆的产妇被送往她母亲所在的医院。人手不够，像杨晓光妈妈这样留下的人，只能轮流顶上。
而处在疫情核心区大邱的李思雨，则更早地适应了宅家不出门的日常生活。这段时间里，她和朋友的所有联系都是发信息打电话，连邻居、房东都彼此不见面。
她经常能听见楼上的住户在跑步机上健身发出的响声。只有一次，她觉得屋里实在太闷，趁着午餐时间人少的时候，早上没人的时候，跑到家附近的江边健身步道去走了一会儿。
步道两旁的草地还未完全从冬季复苏，仍旧是一片片的枯黄，一位女士还牵着她的两条小狗出来遛弯。一切都是熟悉的场景，除了人们脸上的口罩。
本文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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