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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贵高原上的"古城堡"

2001年06月08日11:12:09 南方周末 吉江虹

  位于贵州省锦屏县隆里乡的隆里村,又被称为隆里所城。这里原是古代军事城堡,现在,城墙虽已不甚完整,但城中的居民多是明朝初年屯军的后裔,古风犹存。

  据《龙标志略》载:明洪武十八年(1385),明太祖朱元璋第六子楚王桢带兵驱走当地“土著”(本地少数民族),实行军屯,置“龙里千户所”,“十八年建所,十九年封城,留兵丁3000人驻所”。清顺治十五年(公元1659),龙里千户所更名为现今的“隆里所城”。

  隆里代表着“隆盛更新”之意。正月十三、十四:贺龙

  正月十三隆里城的“贺龙”活动,我们从去年等到了今年,隆里城内东、南、西、北门的八支贺龙队的孩子们也足足盼了一年。进入东门,只见蜈蚣街上一条条五彩缤纷、通体透明的游龙摇摇摆摆,在鼓点的催促下,孩子们将手中的龙舞得飒飒作响。

  贺龙进门,燃烛焚香,迎候龙神。在城东张家堂屋的八仙桌上,麻叶、米花、荷叶粑红红绿绿堆了一桌,我们与贺龙队的孩子们一起围挤在八仙桌边,那唱贺龙词的老人双目半睁半闭,摇晃着身子,像是乡村里做法事的道士一般,朗声唱道:“财神财神,万宝为神”,贺龙的孩子大声附和:“贺”;老人又唱:“老的添福添寿,少的添子添孙”,孩子又和:“贺”。如此几个回合,虔诚的主人上前送上谢礼,锣鼓再起,贺龙队绕屋一圈,算是将吉祥的龙送到了家中。

  贺龙队要在正月十三、十四两个晚上走遍全城800户人家,锣鼓通宵达旦地敲,龙灯通宵达旦地闹。队伍里的孩子困了累了,自然有人随时顶上。我们也不失时机地接过龙头,带着孩子们招摇过市,走街串户。正月十五:花脸龙

  熬过了两个通宵,还有正月十五花脸龙等着我们。与玩花脸龙相比,贺龙还只是小孩子们的把戏,花脸龙的主角却是全城的成年男女。花脸龙由“赤、白、黑、黄”各二条龙,一共八条龙组成,城中每个门各负责二条。从小贺龙的细崽已经长成了小伙,自然成了各门的舞龙高手。

  一清早,小伙子们守在各队请来画脸的老人身边,每个人的花脸表面看着没多少差别,一律是抹上大花脸,殊不知花脸里也是有讲究的,这必须按照传统汉戏中生、净、旦、末、丑的扮相出场。旦角持龙头,丑角持龙尾,那扮成小丑的蓝季子,更是要精心装扮,只见他头上戴着翘尾草箍,面涂墨黑,高挽着裤脚,腰上系着一只破竹篓,手持龙尾和长杆糯草,招摇过市。蓝季子据说是宋太祖赵匡胤旧日落难兄弟,赵当了皇上忘了旧情,于是蓝季子金銮殿上借酒撒疯戏皇嫂,后来演变成汉剧里的一出“蓝季子会大哥”。84岁的杨枝坤每年最快乐的事就是给年轻人画脸,自己早已舞不起龙了,他回忆说:“要知道花脸龙那段历史,玩起来才有感情。” 

  开锣的时间由东南西北各门事先约定,锣鼓一响,赤、白、黑、黄八条龙同时出动。

  舞龙的场地在城里最开阔的球场,初舞入场,是各种花样的舞龙技能表演。玩龙的高潮戏由位居龙尾的“蓝季子”挑起,那位滑稽可爱的丑角摇身一变成为队伍中的龙头,他时而取出篓中的糍粑自己吃,时而用糍粑抹围观者的嘴巴,时而又用扫帚沾着阴沟水(在节日,这被人们视为观音菩萨的净水)洒给观众,装疯卖傻,丑态百出,而原来的龙头却成了配角,配合龙身随其进退。丑角的临场发挥在这出戏中至关重要,他手中的长杆糯草把抹到谁身上,来年谁就会有好运气。长杆糯草的声东击西,惹得观龙者四处逃窜,观龙者表面是怕脏,心里却乐意被抹上“净水”,于是一追一退,好不热闹。

  我们先是站在花脸龙队的外围看热闹,不知不觉便被跑动的人群挤进了花脸龙队的中心,于是也跟着人们一起躲“龙尾”,只是每次都在几乎束手被擒的瞬间,“龙尾”游离了我们的身边,玩得尽兴,又不失体面。在我们临走的那天晚上,一位掌“龙尾”的小伙无意间透露其中的奥秘,村支书早吩咐过“不许让客人太狼狈”,而每队龙尾对我们则是点到为止。话一点破,支书的好心却让我们留下了几分遗憾。丁字街:“丁发财旺” 

  沿着鹅卵石铺成的街巷一路走来,徜徉在深巷高墙、古井吊桥之间,让人有种时空错位的感觉。城内的布局以千户所旧址也就是如今的乡政府办公楼为中心,往东、西、南开三条街,形成了丁字形街道。

  城中不开“十”字街,缘于“十”与“失”谐音,作为军事城堡,“十”便成了设城的禁忌,而丁字街,喻示“丁发财旺”。

  每条大街街头建有城门楼,小街街尾建有庙宇,所城中心则建有观音庙,东侧建有文庙,西侧建有武庙,可惜都在“破四旧”中被毁。幸存的是位于城东南角与西南角的祠堂,虽然只留下了一个空架子,经后人重修后,仍可窥见当年的旧貌。三条大街分出六条巷道,俗称“三街六巷”,每巷又岔小巷,巷巷相通。陶家老屋

  城中最具特色的建筑,当属历经劫难而得以幸存的“窨子屋”,窨子屋多是明清时代的建筑。陶家老屋堪称城里的“豪宅”,因为不在主街上,主人家又颇有先见地将所有的花窗拆下,反钉在门上,才躲过了“文革”劫难。

  一入陶门,便是一栋三层楼房,此为前屋;屋后是用青石板镶成的天井,天井里有一只青石防火缸,龙蟠螭护,玲珑凿就;天井两旁是厢房,天井后是正屋,前壁正面为木板,通为花窗,皆细雕鸟兽,维妙维肖,其中镂空玲珑木板,雕镂更为奇绝。走出天井即是后院,陶家人用来种菜栽花,左侧的墙上开有一门洞,与邻家相通,是防战乱盗匪时便于联系或出走的小门。

  陶家不仅雕工精细,其图案造型也颇独特。陶定国老人称,这都是湖南师傅的手艺,当年祖爷爷的爷爷从门前的亮江放排,下沅水,走洞庭,入长江,一直到了上海,赚下这份家当。建老屋时,请来湖南师傅做了整整一年多才建成。

  陶家的祖宗牌位前,供放着一对出自民窑的青花瓷香炉;堂屋里的两只椅子,仔细一看竟是狮脚龙凤椅;放在门边的盆架上也雕着精致的镂空图案。

  老人为我们推开一间老屋,墙上依稀可见一幅工笔画,并有一副对联,上联为“点点杨花入砚池”,下联为“双双瓦鹊行书案”。据说这是祖辈人的书房,如今却成了堆放杂物的旧屋。汉戏班子:重温旧梦

  张罗汉戏班子现在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当年的英俊小生如今多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而十多年前,戏班子里拉京胡的黄来友病故,班子因此散了伙。据说黄本事可了得,吹拉弹唱都是戏班子里的头把交椅,尤其是他那手反弹琵琶的绝活,没人能比,戏班子这一散,城里人十多年都没听过汉戏。

  “小时候最盼的是过大年,舞了龙灯,听汉戏。”已当了爷爷的杨枝坤提起儿时的乐趣仍记忆犹新。城里老年人谁不记得汉戏班子当年的辉煌,城南门的戏台那是最热闹的去处。杨枝坤说:“可惜呀,破四旧时,戏台也没能幸免。”

  据说汉戏是清朝时才传到隆里,当地的官人请了湖南常德的老师来教唱,学戏的多是龙标书院的学生,学生崽聪明,一点就通,有几个虽然没读多少书,可也下足了力气,先是在戏班子里干杂活,后来混上个跑龙套的,慢慢都唱出了名。戏班子最兴盛的时候是上世纪50年代,不但在邻近的各县巡回演出,甚至到黔南州里演出。

  

  60岁的王金生算是这帮人当中最年轻的一个,他称自己是戏班子里的“万金油”,老生、小生、老旦、小丑他都能上,少了敲锣打鼓的,他接过来一比划,也是把好手,可在老辈子中间却没说话的份。他曾在母亲去世的时候,专门找来戏班子的服装道具,在送葬队伍中演了一出《太君出朝》,因为“母亲最爱的是听汉戏”。

  王保留了一份1956年隆里乡戏剧团的花名册,这份手抄的花名册已经有点泛黄,从密密麻麻的排名中可见当年戏班子的兴旺,净部、生部、丑部、服装、道具各司其职。他告诉我们:“那时候我才读小学二年级,可也是上了名册的。城里有兴趣的人都能参加,可正式入册却要经过严格的考试。”

  姚文升是出了名的老戏迷,说到兴头上,他半眯着双眼,摇晃着脑袋,来了段《薛刚反唐》。姚这一唱,几个人兴起。掌管服装道具的王世新冒了句:“戏班的道具都还在呢。”我们趁势提出:来台正式演出。几个人都推说没有京胡,不愿起身。最后,还是杨枝坤说了句话:“唱,唱一出给他们听。”

  戏开锣前,几个人还是为那把京胡起了纠纷,没有京胡不能唱戏,我们再三劝说请诸位做个样子。唱旦角的王德茂已经是满头花白,硬被胡炳祥按着刮了胡子。杨枝坤唱了段《宋江起解》,王德茂唱的是最拿手的《穆桂英挂帅》,姚文升却不愿在台下着装,坚持清唱了段《三气周瑜》。舞台设在王德茂家的堂屋,观众只有临时请来的几个行人,可几位老演员的打做架式却分毫不差。

  在龙标遗老江富远家中做客时,他拿出本家传的老汉戏剧本,据他推测大约是明朝时的唱本,这使我们对汉戏流入隆里的年代又产生一丝疑问。“龙标遗老”:风范依旧

  城中的“遗老”是旧时龙标书院的弟子们,他们最近进行了一场特殊的审稿会,参加者除了遗老成员,还请了村支书胡炳坤、隆里乡的书记及乡长列席。审稿会的起因是贵州省与挪威国在隆里所城合建一座生态博物馆,而遗老们准备合力修一部《隆里新志》,可结果成了“遗老”陈殿元与江富远的一次大比拼。

  提到“龙标遗老”,当然要从龙标书院说起。唐天宝7年(公元748年),“七绝圣手”王昌龄因一首赋开罪朝廷,被贬至隆里任龙标尉,王昌龄传教授学,变革民风,在当地颇有德行。据记载,当地先后有8人中举,其中1人中武举,2人考中进士,至于任知府、知县的达50余人,这在当时被视为蛮夷之地的贵州山区也算是人才辈出。

  书院如今已改建成隆里小学。当年最后的一批学生也大多是六七十岁高龄的老人,可“遗老”们仍保持着旧时的习惯,清明节一定要去“王昌龄墓”挂清,不定期地举办“遗老会”,为城里的大事小事出出主意,负责张罗传统的文娱活动。

  遗老会是外人这么叫,遗老陈殿元说,“其实应该是‘红仪会’。在董公祠原来立着一块‘红仪会碑’,龙标书院的学生毕业后,要向‘红仪会’交纳会费。清朝时,每人交三两三银子,民国时,每人交三块三的大洋。这些费用一部分用来资助贫困学生,一部分是补助书院日常开支,支付祭祀及挂清所需费用,直到民国后期才终止。最近的大事就是出一部《隆里新志》,出书的钱仍大多靠红仪会员们捐助。”

  在所城人眼中,遗老们可是大学问家,隆里小学的副校长胡炳胜提到遗老们,只用了一句:“个个学问高深,让人敬佩。”

  72岁的江富远老先生与陈殿元曾分别就读于一师范大学及广西大学,是遗老中仅有的两个大学生。

  江老与陈老的比试是多年的事,县里乡里举办的楹联比赛、书法比赛、诗歌比赛,甚至每年春节的花谜会,两人也会私下较量一番。这一次为所城修志,两人拒绝合作,而是各修一部来竞争。在我们眼中,这种比试颇为有趣,可也透着旧时文人的几分傲骨。

  我们没能旁听遗老们的审稿会,只是后来才从王少枝老人口中得知了比试的结果,审稿会开了整整5天。每天早8点到晚6点,江老与陈老轮流念书,结果陈老的《龙标集》以微弱多数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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